同治帝驾崩后，刚满4岁的载湉入嗣皇统，成为大清第11个皇帝。从这一天起，曾经血浓于水的父母兄弟，都成了光绪的臣子。且在慈禧的干预下，光绪的生母被禁止入宫探视，生父醇亲王奕譞虽被批准辅导光绪学业，但也不得逾越身份，做出任何越轨的行为。这一切，都导致光绪与家人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慈禧对小时候的光绪非常严厉，稍有不如意，便大声呵斥。这让本性敏感柔弱的光绪变得更加内敛和孤单。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那位在毓庆宫给光绪传道授业解惑，又颇为和善的翁同龢师傅，便不出意外地成为小皇帝最为亲近和依赖的人了。

　　光绪与翁同龢亲密到什么地步呢?

　　《崇陵传信录》中记载，光绪小时候很害怕打雷，“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两人在毓庆宫中，在学习之余，也经常有亲昵的玩耍举动，“(光绪)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怀抚其乳”，“故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

　　当然，其时光绪还是一个小孩子，上面这些，都是出于本能的童真之举，我们亦无需过度解读。

　　到后来，光绪甚至到了一日都离不开翁同龢的地步。有一次，翁同龢向光绪请假，想回江苏常熟老家扫墓，小光绪坚决不同意他离开。但是回乡祭祖，人之常情，翁同龢这个休假的权利，皇帝也不能剥夺。无奈之下，光绪只好答应让他休一个月假。但翁师傅临走前，光绪还耍小孩子脾性，要他立誓。

　　“下月今日，朕与师傅相见於此矣。”

　　或许在那时候，光绪也只能从这位老师身上，寻找些许缺失的父爱。对小光绪而言，翁同龢已经成为了亦父亦师的存在。

　　然而，这位曾经陪伴着光绪走过了孤独的童年和青年，在其心目中占据重要分量的翁师傅，为何最终却被光绪视为仇雠，即便过世后，也得不到光绪的原谅呢?

　　实在是有几件事，翁同龢不够靠谱，把光绪坑得太惨了。

　　第一件事情，是翁同龢在甲午年间对日本坚决主战的态度。

　　在大战之前，掌管北洋水师和淮军的李鸿章心知大清的军队有几斤几两，因此一直建议皇帝不要轻启战端，而寄希望于用外交手段平息纷争。

　　但在当时，主战派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辞。

　　第一个原因，是太过高估自己。这一点其实李鸿章也有责任，他长年一手把持北洋军务，不让别人插手，导致朝中许多大臣并不清楚北洋的真实实力。加上老李以前整天向别人吹嘘他的水师什么“东亚第一，世界第九”，大家更以为大清的军队真的非常厉害。所以翁同龢也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第二个原因，则是太低估对手。一些未办实务的大臣如徐桐等人，看不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新月异的变化，以为日本还是过去那个落后的小岛国。张謇更直言称，“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而免患。”

　　那么到底打不打?当时慈禧忙着过她的六十大寿，没心思理这档子事，决定权落在了光绪手上。任凭李鸿章苦口婆心地哀求，但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有和皇上“独对”的权利。当时光绪还年轻，被翁同龢慷慨激昂的耳旁风吹多了，一腔热血上头，咬咬牙就决定打了。结果大清惨败，赔了许多银两不说，还割掉了台湾、澎湖和辽东。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时候，光绪把肠子都悔青了。

　　若说翁同龢是公事公办，这仗打输了其实也主要不是他的责任。但有资料表明，翁同龢之所以一力主战，或是出于私心。

　　在甲午战端开启前，翁同龢的学生王伯恭曾入京拜见老师。王伯恭是了解北洋水师实力的，向翁同龢建言不可开战，反被翁嘲笑胆小。王伯恭进一步劝谏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

　　王伯恭此言，颇有过去郭嵩焘“循理而战”的意味。但面对学生的凿凿之语，翁同龢却回答道，“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这一则对话，记录在王伯恭撰写的《蜷庐随笔》中。从中可见，翁同龢主战的初衷，乃是为了“陷李”而整顿之，而不是以大局为重。这不论是因党争(帝后两党)还是私仇(翁同书被流放之仇)，都绝非是出于公心。

　　当光绪得知自己从小敬爱的翁师傅，竟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时，想必是十分失望。从那时起，翁同龢在光绪心目中的美好光辉形象，开始出现了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