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一词，出自春秋时一个真实的故事。《左传》有详细记载——卫国的公子州吁，是卫庄公宠姬所生，因受宠爱而骄奢无度，放荡不羁。大夫石碏对庄公劝谏说，爱怜儿子就该教他走正道，过度受宠和享禄，会使他走上邪途，最终成为祸害，国君若对此不加约束处置，祸患是会很快到来的。石碏苦心的劝谏，庄公只当是耳边风。后来，卫庄公去世，他的儿子姬完继位，是为卫桓公。没过多久，石碏便告老退休了。

　　石碏的儿子石厚跟州吁交往热络，石碏屡次加以劝阻，毫无用处。终于有一天，州吁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石厚也是弑君行动的参与者。州吁刚坐上君位不久，便纠合宋、陈等国攻打郑国，想以显示兵威，来安定君位，结果更激起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州吁为此惶然无计，让石厚向他父亲请教安定君位的良策。石厚便去向父亲求教。石碏说，若能朝见周天子，就可以借天子之威安定君位。石厚问如何才能朝见周天子，石碏说，陈桓公现在得到周天子的宠信，卫、陈两国正邦交和睦，如果去陈国拜见陈桓公，求他代向周天子请命，必定可以获准朝见天子。石厚将父亲的主意告诉了州吁，他们都觉得这是良策，于是一同去陈国拜见陈桓公。

　　就在州吁、石厚出发之前，石碏暗中派人赶赴陈国，给陈桓公送去密信，信中说：卫是个小国，我已经年迈，无能力平息内乱，州吁、石厚两人确是弑君的凶手，趁他们来拜见时，敢请国君将这二人按弑君者处置。陈桓公知道石碏是卫国贤臣，所以，在州吁、石厚一到陈国，便将他们擒押起来，并请卫国派人来处置他们。不久，卫国派一个右宰，到陈国濮地杀了州吁，石厚则被石碏指派的一个家臣诛杀。——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19年。当时的君子称道石碏是一位纯正的大臣，他痛恨州吁弑君以及石厚助其为虐，因此将他们除灭。《左传》对此赞叹说：“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在《春秋》中，对此事件仅记为：“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及“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两语;诠释《春秋》的《公羊传》，也只字不提是石碏施计除灭弑君者州吁和儿子石厚，而且对石碏立公子晋为卫宣公还有非议：“立者不宜立也”，“石碏立之，……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明显否认石碏立卫宣公的合法性。这是不是“微言”(隐约指责)石碏杀子之非呢?按照儒家“亲亲相隐”的准则，石厚虽然有恶行，但毕竟是血缘之亲的儿子，石碏当设法使他与州吁切割，或者将他隐藏起来，至少不能忍心置之于死地吧。

　　在中国古代，石碏“大义灭亲”并非是孤例。据《吕氏春秋》记述，墨家巨子腹住在秦国时，他的儿子杀了人，按法应处以死刑;秦惠王对腹氏说：“先生年纪大了，也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命令办案的官吏不处死他了，先生就听从我的吧。”腹氏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以此厉禁杀人和伤人的行为，这是天下的大义。君王虽然施恩免我儿子死刑，但我不能不恪行墨家之法。”腹氏没有依从秦王，结果儿子还是被处死了。在这个故事里，作为父亲的腹氏没有千方百计为儿子隐罪，也没有设法让他隐藏起来，甚至也不领君王的恩免之情，这实在是儒家“父为子隐”的反例。《吕氏春秋》以此作为“去私”的范例，赞道：“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类似的例子还能找出一些来。不过，古代的“大义灭亲”，一般都是父(母)对于子，或者夫对于妻(妾)之类，而不能倒过来，父亲有恶行逆举，儿子以“大义”予以诛灭，这样的事例，几乎没有。《三国演义》里吕布杀董卓，董只是义父，两者并无血亲关系。

　　在《韩诗外传》中记有一则故事：楚国有个名叫石奢的士人，他为人秉公正直，楚昭王任命他执理刑法。有一天，石奢在途中恰好看到有人被杀害，马上便去追捕那个杀人凶犯，可没想到追到杀人者，竟然是自己的父亲!于是他放过老父，任其逃匿，自己赶回朝廷。他对楚王说：“那杀人者是臣的父亲，若以刑处父亲来执行法政，这是不孝;而不执行国君之法，则是不忠。因放纵罪行枉废刑法而以死承担罪责，这是臣应当做的。”楚王不忍石奢为其父担罪，说：“你已经追赶而没能追到，这有什么罪呢?”石奢说：“国君赦免，是主上的恩惠;但为臣者不能弃失国法，是在下当守的义理。”于是石奢自己将脖子伏在斧钻上，终至颈裂血流，死在众目睽睽的朝廷上。当时的君子感慨地称赞：“贞夫法哉，石先生乎!”

　　这个故事可以证明：古代的“大义灭亲”是单向的，是(亲伦之序)上对下的。所以，正直的执法官石先生不能“灭”了杀人的亲爹，而只能“灭”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