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集团是北魏六镇中武川镇的余烬在进入关中之后，与地方豪族名义结合之后构成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谈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由于陈寅恪先生著作已经成为“文艺青年”的必读书目之一，关陇集团与北周、隋、唐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常识性的话题。

　　不过实话说，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对于大部分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而言，并不“亲民”，而他所生活的年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之间又有太多的隔膜，所以，他理解的“关陇集团”概念和今人的普遍理解略有不同。

　　陈先生笔下的“关陇集团”、“关陇贵族”，其实是一个“研究性概念”，而非“党团”或是“阶级”的概念。

　　今人所受的基础教育影响至大，哪怕成年后主动抛弃了这一套话语格式，仍旧在观察问题的工具视角中不自觉地进行比附和平移。

　　比如“党”，某些“朝代粉”所热衷的“东林党”、“阉党”，虽有“党”之名，实际上并非真正有组织、有纪律的近代党团，但很多人的理解中，恰恰无法分别两者的区隔。

　　再比如“集团”，如“文官集团”、“军功贵族集团”、“勋贵集团”，则会不自觉地与“阶级”比附，认为其具有相同的利益取向，进而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发声主体，甚至是政治实体。

　　当然，还有另外的问题表现形式，比如“群体”拟人化的比喻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阻碍对“关陇集团”概念的正确理解。

　　事实上，关陇集团，严格来讲，只在西魏时代是一个“集团”，之后的“关系”，是研究辅助的一种溯源，而非现实的真正“集团”。

　　在北周、隋、唐三朝，是关陇集团中的一部分家族轮流坐庄，注意，是“一部分”，所以，在集团内部就存在一个因不同时代距离权力核心的亲疏远近而导致的身份沉浮。

　　这里的“题眼”，不是身份，而是“权力核心”。

　　北周以宇文氏代拓跋元魏，杨坚又以皇帝岳丈的身份受禅建隋，李渊则以皇帝表兄的身份举旗造反，完成隋唐易代。

　　这个过程中，“权力核心”家族一直在变化，而围绕他们的家族的身份和地位也在升降之中，在顶级贵族的遭遇上，李密就是一个显著例子，他的曾祖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用今天的话讲，根本就是北周建国的合伙人，祖父是北周国公，父亲就是隋朝的郡公了，到他这代，连内府三卫的实际上，他的家族的经历，就是三朝间无法保持最核心权力圈层身份的典范案例。

　　而杨坚家族，其父杨忠在西魏仍只是八柱国之下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建立后更一路直上，受封随国公，也就是说，并非西魏时代的创业合伙人，却是北周创业公司的核心高管，待到杨坚袭爵后，北周武帝宇文邕更令太子纳杨坚之女为太子妃，之后，杨坚一步步成长为北周外戚权臣。

　　其实，像李渊家族一样，通过联姻关系，三朝不倒翁，一直保持在最核心的权力圈子内，在“关陇贵族”中也并非常态。

　　这种沉浮升降，看似是“肉烂在锅里”，其实只是表象，这个“集团”的大部分家族，其实是仰赖着北朝以来的爵位世袭和门荫任官体系，保持着“入围的资格”，而并非天然就是“圈里人”。

　　事实上，到了隋炀帝的时代，已经通过废除北朝爵位世袭、改五等爵制，并对勋官下手，在政治上对狭义上的“关陇集团”，即北周以来的军事贵族群体的特权传承进行了层层削弱，这一系列措施，已经是精准打击了。

　　至于“大水漫灌”的处置，早在隋文帝在位时，就通过平陈前的在关东广置府兵军府(比如来护儿家族就是这么进入府兵系统)，以及后来的军籍、民籍合并，废置关东军府等等手段，对广义上的关陇集团(也就是世袭府兵家族)狠狠下手。

　　所以，“关陇集团”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小团体，而是一个“池子”。

　　就像魏晋以来高门士族一样，都是政权初创时期的同盟者、支持者，在满目皆敌的创业阶段成为皇族的“自己人”，这个“自己人”是有“保质期”的。

　　治世王朝，皇帝会换，皇族不会换，这种距离权力远近的关系的变迁就显得平滑，潜移默化;而乱世王朝，皇帝会换，皇族也会换，这种距离权力远近的关系的变迁就显得剧烈。

　　比如西晋经历了“永嘉南渡”，东晋侨门虽然仍旧强调显赫的家族传承，但东晋政坛上活跃的“池子中人”，早已不是当年洛阳的“池子中人”了。

　　不过，得益于魏晋禅代模式下，“小圈子”执政的系统化、长期化，“池子中人”的家族稳定性要远远超过之前和之后的“吏治国家”，但进入到这个权力“池子”之中后，家族分配到手的政治权益，本质上，是改朝换代时“站队”的远近决定的。

　　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同盟者认同”，其最剧烈的表现例子，就是隋文帝时代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关中本位主义”，也就是以“关中”为本土，以关东、江南为敌国，被征服地。

　　这种“关中本位主义”可并不能与“关陇贵族”执政等同，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僭主”思维的扩散，即作为“关陇贵族”中的一份子，跃居同侪之上，本就缺乏“合法性”的依靠，则扩大“同盟者认同”的圈子，依赖血统和亲缘构成新朝的“权力核心圈”，由此扩散，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建构官僚统治，架空“贵族”或称“势家”，就是必然之选。

　　而隋炀帝在文帝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本质上，恰恰是对其父的“僭主”思维的继承，也就是跨越“关中本位主义”，代之以“天下主义”，广泛延引关东、江南的士人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大肆巡游，让江南、关东见识所谓的“天子威仪”，都是这个策略的表现形式。

　　问题是，这种“天下主义”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江南、关东的士族、寒门，而是隋帝国的“同盟者”们，隋炀帝的所有功业，本质上都是以对他们固有权益的稀释为代价的，所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过往对隋亡的理解，往往延续了唐太宗时代官修《隋书》的叙事，即隋炀帝本人的和失德昏暴，近现代借助“关陇集团”概念的传播，以及“国家主义”思维的盛行，整个解释开始指向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和分裂。

　　从现象来看，隋王朝的灭亡，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它的“同盟者”的背弃，比如隋炀帝去江都后，显著的例子有杨玄感、李密、李渊、宇文化及、宇文士及等等，要知道，按照李渊自己洋洋自得回忆，他这个隋炀帝的亲表兄和隋炀帝的亲女婿宇文士及，早在四海升平的隋炀帝大业九年，就已经在讨论“天下大事”了。

　　这个事实也证明，同盟者的背弃根本不是因为隋炀帝的“”或是“三征高句丽”等具体的举措，而是早有“反心”。

　　李渊在起兵得天下的过程中，一条口号式的原则就是复隋文帝的旧制，包括官职名称的恢复，都是为了争取这部分“同盟者”，而在他争天下的过程中，这些在隋朝份数统治集团同盟的高官们，一样给予了他巨大的助力。

　　现实是，相对于窦建德、杜伏威这种草莽出身的“地方势力”需要一刀一枪地攻打郡县，而他向只是派出几路区区的“使节”，就能拉来一群“总管”。

　　等到天下平定，李渊真正倚重的仍旧是自己的“近臣”，而非那些家世荣耀的同盟者们，不久后，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上位，等于是把隋炀帝的一套改革又捡回来。

　　这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或是“历史进步的步伐不可阻挡”，而是权力运行规律的必然，“核心权力圈层”+“官僚统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持一个强势政权的必然手法，是由“家天下统治”走向“君主一人统治”的常备阶梯。

　　之所以前代的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在这个道路上走得不如唐太宗远，根本原因就是，唐太宗治国的本钱，根本不是“关陇集团”中家族关系的“千丝万缕”而积累出的“近臣”，而是以其个人为中心在战争中构建的“秦府集团”。

　　简单地说，杨坚、杨广的核心团队，李渊的核心团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姓杨、姓李，以家族为单位，才一步步建立个人关系，而李世民的核心团队，则是因为他是大唐的秦王、天策上将。

　　两者之间，看似区别不大，但其来源却大有不同，“秦府集团”中既有宇文士及这样的关陇大贵族、先帝宰相，也有长孙无忌这样的落魄贵族，更有房玄龄、杜如晦之类的关东士子，至于关东寒门豪强出身的，则是不胜枚举。

　　本质上讲，这个贞观功臣集团，从一开始，就是“官僚化”的，是功能化、个人化的，等于是，李世民在曾经的系统之外，另开了炉灶，关陇集团的逐步衰落，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之后的高宗、武则天时代，大肆屠戮高官，造成了官僚系统的更新空前活跃，使得关东士族、寒门纷纷进入政权，依赖着“不变”而维持自身特殊地位的“关陇集团”才一步步走向了坟墓。

　　说到底，在西魏、北周构建同盟者的利益共同体时，画的圈子太大，为了保持政治话语权，他们宁可在日后的统一战争中，以及之后，顽固地坚持“关中本位主义”的路子，这本质上与皇权的大一统诉求就是相逆的。

　　所以，说它的影响大，毋宁说是这个池子里的人影响大，而不是这个集团整体的声音有多么的大，起步的时候，自然是要笼络之，尊崇之，真等到皇权成气候了，有替代人选了，终究是要踢到一边去，只不过这四代的易代速度太快，这个过程往往刚刚起步，就已经被新朝终结，直到唐太宗之后，万事俱备，自然一切凉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