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后期开始，清朝官方开始有“盛世”的说法。到乾隆时，则频繁提起。乾隆就曾说过：“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

　　不仅皇帝，一般的臣民口中，也常把盛世挂在嘴边。乾隆年间的状元于敏中就曾上奏疏表示：“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

　　这些说法，并非没有缘由。康熙到乾隆，一百多年的跨度里，清朝国力整体处于上升阶段。尤其是乾隆掌权的六十四年，清朝在人口、疆域、财富、与周围国家的关系上，更是一个顶峰阶段。为了彰显盛世，乾隆还下令修书。

　　《四库全书》就是这么来的。对外战争也频频得胜。乾隆还给自己加上一个“十全老人”的称呼。但在乾隆退位当太上皇的第一年，白莲教造反了。

　　乾隆显然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他令和珅调集重兵围剿，并杀掉数个白莲教首领。可起义仍是无法平定。直到乾隆去世，白莲教造反的声势依然浩大。

　　这场看似由官府追拿白莲教偶然引发的造反，实际又充满了必然。从白莲教的历史来看，他们自成立后，经常参与造反。也正是这一原因，白莲教被历朝官府为秘密组织。

　　清朝入关后，白莲教一直以“反清复明”为旗帜，不断反抗清朝。只不过，乾隆以前的历次造反，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声势，就被当地官府成功击破。

　　乾隆时期，能形成如此声势，跟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从大背景而言，清朝自乾隆后期开始，国力便走向衰退。衰退的原因，极为复杂。从军队来说，对外战争确实取得一些胜利，但总体而言，军队战斗力，也是衰退阶段。乾隆年间可以仰仗的军队，主要有八旗和绿营。

　　八旗是清朝初年的主力，一度战斗力极为凶悍。天下平定后，清朝在全国险要地区，驻扎八旗。皇帝一直希望八旗军可以继续保持骁勇的战斗作风。

　　乾隆皇帝曾下旨训斥驻扎在江南的八旗军，希望他们戒骄戒惰。怎奈形势不由人。即便乾隆亲自下令，也无法挽回八旗战斗力的颓败。乾隆平定白莲教时，把主力压在绿营上。

　　绿营兵人数较多，待遇较八旗更低，总数大概有六十万左右，分散在全国各地，采用世兵制。父亲当兵，儿子也当兵，不得从事其他行业，且升迁困难。长期以往，绿营士气不高。但军力衰退的背后，也有国库告急的原因。乾隆年间频繁的战争，对国库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负担。

　　战争是烧钱的无底洞。朝廷需要投入巨额财力，才能持续维持。乾隆在位初期，国库十分充实。越到后期，国库便愈加枯竭。当然，这并非只是战争的缘故。国库的枯竭，也因为当时朝廷官场从上到下，奢靡腐败的作风。

　　乾隆为彰显盛世，曾多次南巡。每次南巡，便需要消耗大量财富。沿途的装点打扮，各地官员的孝敬。两淮地区盐商为了更好跟朝廷做生意，恨不得掏空家底为乾隆庆祝。

　　乾隆又喜欢附庸风雅，题字赋诗，底下官员就拼命巴结，为他送上各类珍宝古玩。后来那些文玩国宝上，才留下乾隆大小印章题字。

　　皇帝生活奢靡，底下官员也纷纷效仿，刮尽天下民财。和珅会在后来搜刮出上亿家产，倒也不稀罕。朝廷中枢里和珅这样的巨贪，地方上就有衙门小吏的大贪，各项苛捐杂税逼得很多百姓无路可走。

　　官吏缺乏监管，且上下贪墨。对流民百姓，就是见缝插针的勒索。即便是手上只有一点小权的衙役，也可以靠着手中的公文，让百姓走投无路，乖乖交钱。

　　越来越多人，为了躲避苛政，成为流民。从官府的角度看，百姓脱离原有的籍贯，成为流民，便无法按照保甲法进行管理。

　　可是，在百姓看来，他们的家业，已经被一并夺去。生活艰难，甚至连子孙后代，都可能要经历同样的生活，无法看到任何希望。对他们来说，与其继续忍受折磨，不如揭竿而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当时不只白莲教造反，在云贵地区，也有反抗清朝的力量。乾隆最喜欢的福康安，和珅的弟弟和琳，都在云贵地区的战争中去世。

　　而在白莲教起义爆发的源头，四川、湖广一带，清朝驻军本就薄弱。当地深山较多，流民也极多，白莲教更容易从最初的小规模不断发展，终于形成规模，向远在北京的乾隆，发出属于自己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