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介绍的是中国两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

　　农业

　　生产的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来灌溉，同时，比龙骨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

　　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

　　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修筑堤堰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北宋时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点是穗长、无芒、抗旱、早熟。它“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

　　种植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发展。

　　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重要粮仓，民间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

　　南宋后期，印度木棉迅速向长江流域推广成为农业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

　　扩大耕地面积

　　北宋农民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用各种办法扩大耕地面积。

　　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水平。

　　佃农地位的变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两种形式：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封建国家的税户。

　　佃客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广大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于是封建隶属关系也就比较松弛了。

　　土地兼并

　　南宋时土地兼并极其激烈。宋室南渡后，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将纷纷在南方掠夺土地，建置家业。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战乱兼并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贾采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办法，大量购买土地。从而掀起了兼并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北宋。

　　南宋土地兼并最明显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将张俊，每年收租米60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每年收谷70万斛，以每亩收租一石计算，他们的田地都有六七十万亩。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户的比例超过北宋。

　　南宋时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但佃户所受地租剥削及额外负担，比北宋更苛重。特别是许多地区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比北宋严重，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

　　手工业

　　手工业生产的进步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

　　制瓷业的突出成就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景德镇，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宋代瓷器，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南宋制瓷业的规模宏大，有的窑址堆积面达二十亩，高二十米。临安凤凰山下的修内司官窑，所烧瓷器，“极其精制，釉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景德镇是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仍为当时上品。

　　其他如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等业，也都相当发达。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矿冶业的发达

　　矿冶业在北宋手工业中占有要地位。矿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造船业的进步

　　宋朝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南宋时期，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业中心，仍然制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据其长、宽、深计算，载重量当在二百吨以上。这艘船的造型和结构都与宋代文献记载相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

　　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

　　雕板印刷和造纸业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丝织业

　　纺织水平的提高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

　　北宋时，丝织业逐渐形成江浙和四川两个中心。蜀地丝织品号为冠天下。

　　宋灭后蜀得织锦工200人，掳掠回京，安置在绫锦院工作。后来，宋太祖不断吸收江浙、川蜀、湖州织锦工匠，队伍日渐壮大，形成了汴绣，又称为官绣、宫廷绣。汴绣融会各派之长，水平登峰造极。崇宁四年(1105年)，在宋徽宗的大力倡导下，文绣院正式成立，为刺绣专业的高等学院，类似今日职业技术学院。宋灭亡后，这种刺绣又被称为宋绣。时至今日，中国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唯独没有汴绣。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四两)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

　　南宋时，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

　　由于新的纺织工具的出现，已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卉的花布。1966年浙江兰溪县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条随葬棉毯，说明江南地区不仅能织布，而且还能织毯，反映了棉纺织业的新发展。

　　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商业

　　白银和交子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　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　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　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纸币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交子产生于四川，流通地区也主要是四川。四川当时使用铁钱。铁钱分量重、价值低。不便于流通和随身携带，特别是给大宗贸易造成巨大困难。当时一匹罗卖钱两万，据李攸《宋朝事实》记载，铁钱两万重130斤，大宗贸易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纸币交子应运而生，民间设立交子铺。后来，由16家富户集资36万缗，统一发行交子。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富商衰败，交子不能兑现，改由政府接办。天圣元年(I02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设置交子务的命令传达到成都府，次年开始发行官交子。当时规定：每期交子的最高发行额为1256430缗;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流通期限为三年，三年后另行换界。商民向官府以旧换新每贯需交30吻2纸墨费。官交子最初币面金额为一贯到十贯;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五贯和十贯，五贯的交子占两成，十贯的交子占八成;熙宁元年(1068年)又改为五百文和一贯两种，五百文的交子占四成，一贯的交子占六成。交子总共发行了“四十三界”。

　　纸币给贸易带来方便。崇宁四年(1105年)，四川以外的各路也印制纸币，称为“钱引”。钱引的样式比交子要美观。钱引最初的发行额为25万贯，到淳熙五年(1178年)增至5400万贯，增加了一百七八十倍，引起通货严重膨胀。大观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务也改为钱引务。

　　崇宁五年(1106年)，北宋朝廷发行过一种流通地区很广的纸币，名曰“小钞”。但是，小钞使用时间甚短，大观元年(1107年)就废止了。

　　纸币方便贸易，但是小钞后来就了。崇宁元年(1102年)，北宋徽宗任用蔡京为相。蔡京与宦官重贯相勾结，把持朝政。当时，市场上小平钱不够用，朝廷为节铜省工。就铸造以一当十的大钱。结果，民间将小平钱销铸当十大钱，这样小平钱更不够用了。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相。蔡京的赵挺之为相。赵挺之罢行钱引，创制“小钞”，以补救小平线的不足，并用小钞收回当十大钱。《文献通考》卷九记载：“诏当十钱惟京师及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于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如川钞引法。”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再度为相，废止小钞，恢复使用当十大钱。小钞从实行到废止，不足一年。

　　原来，这与当时朝廷的党派斗争有关系。

　　北宋发行过大量纸币，包括交子、钱引一和小钞，但到今天，真正的北宋纸币一张也没有留传下来，其原因大概是纸质易烂。

　　商税和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商业税为主

　　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最高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南宋二十五分之一，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宋朝的财政收入巨大，并没有影响到人民的负担。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小型王朝之一。

　　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可以比较一下，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亿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亿贯或更多。

　　店铺林立

　　宋代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连锁店、24小时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24小时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

　　宋代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这么个小业务，也能成为一种行业，养活一群业内人士。其时，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

　　商业发达，佛门也不例外。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

　　贸易

　　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陆路。到两宋，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于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东南海路交通。

　　宋朝首次开辟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誉满全球。而其商船的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世界之首。当时，大海船达300吨，而几百年后的哥伦布航船才120吨。采用指南针导航的300吨海船，穿过印度洋远达阿拉伯与非洲东岸。进出口商品达300多种，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国家，不仅推动世界贸易，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传入欧洲。

　　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造成币值下跌，通贷膨胀。

　　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朝版图外，其他五处市舶机构仍继续存在，又增设温州、江阴军两处市舶务。

　　市舶机构

　　宋代的市舶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但权力更大。

　　商船出海，必须向它申请、具保才能通行。否则货物将遭没收，人员被惩处。外国商船到达中国港口后，必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一般征收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入口税，叫做“抽解”。并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场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

　　由于两宋政府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当时，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的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及大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