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归汉后,汉政府为了有效的打击匈奴、经营西域、隔断匈羌之间的联系,在河西走廊建筑塞障亭隧、移民屯田的同时,陆续建立了郡、县等各级行政管理机构,遣官治理民政、部署防务;又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实行郡县与属国并行的双轨制。河西四郡的设立。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由于史书记载不清,两千年来考据甚多,但大都莫衷一是。有人将史书中的不同记载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不下有二三十种说法。虽然四郡设置的具体年代分歧很大,但在四郡设置的先后时间顺序上基本达成共识,依次是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武威郡。“酒泉”一名的使用不会早于元封初年。

　　酒泉设郡的时间,人概在元封二、四年,原因如一卜:第一,从元鼎六年(前111)始筑令居以西亭、塞,至元封初年已达酒泉,在酒泉盆地形成了以汉族为土的最初居民点,需要设置相应的地方官进行管理。第二,元封三年(前108)初,赵破奴、王恢等从姑师、楼兰回师途中,在酒泉附近的呼蚕水谷地击败小月氏部,并将其部众就地安置,急需设置民事机构加强管理。第二,从元鼎中年开始,汉与西域之间的使者来往日益增多,酒泉成为必经之地,人口在此增加迅速,郡太守的一设置成为形势发展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汉政府经过准备,于元封四年正式在酒泉设立郡治。

　　张掖郡的设立时间,王宗维先生采用了排除法,以明确太初二年并没有设立张掖郡,但此时已经具备了设郡的条件。首先从人口方面看,太初二年的十八万戍甲卒,被安置在张掖地区的至少有十万人以上,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负私从者”滞留此地,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必定设立行政官员管理地方事务。其次,河西地区地域辽阔,初设的酒泉郡要管理整个河西地区确有鞭民莫及之难。在河西东部设立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已是迫在眉睫。所以在太初三年末和太初四年初,李利从人宛返问时,就在李陵曾经练兵的张掖地区设立张掖郡。敦焊设置郡守,是在太初四年(前101)后至大汉元年(前100)之间。

　　太初四年(前101),汉朝远征人宛的战争结束,敦煌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汉政府有意识的开发使其发展迅速,很快形成集镇,具备了设置郡县的首要条件;另外,大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一利以二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大山,汉军人败,李陵从居延出兵兵败被俘,根据这次战争的情况,汉廷得知匈奴右方和单于的兵力己经转移到酒泉、敦煌郡以北地区。河西四郡在河西走廊的设置,在空间上遵循了一个从中间到两端分置的过程,在时间上与汉匈战事的发展相一致。元封二年(前108)赵破奴、王恢破楼兰和姑师后,汉塞的修筑和陆续的移民,保证了河西走廊基本畅通,以酒泉为中心设置酒泉郡,势力所及整个河西走廊。但此时人力、物力少,而范围河西的防御力量还是相当薄弱的。所幸的是此时匈奴经过漠北之战后,实力人衰,无力南进,给了汉朝在河西发展的人好时机。

　　太本始二年(前72),汉朝五路大军配合鸟孙大破匈奴,匈奴在西域暂时无力与汉争锋,矛头势必东向。元年(前69)至二年(前70),从张掖郡分置武威郡,重点加强对走廊东部地区的防御力。可以看出,张掖郡、敦煌郡和武威郡二郡逐渐分置的过程,是汉朝对河西的控制力逐渐细化、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汉朝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河西四郡诸县县址的选抒土要取决于白然条件和军事要求。郡县虽是行政管理机构,但在河西走廊这样一个战争前沿,行政也是为军事服务的。

　　从自然地理上说,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黑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把河西走廊由东到西分为四个区域,这三条河流就是河西走廊的三条生命线,四郡的选择能且只能选在这三条河流的附近,事实也确实如此。武威郡即置于石羊河流域,张掖郡置于黑河流域中部,酒泉郡置于黑河流域西部和疏勒河流域东部,敦煌郡置于疏勒河流域西部。这种格局的形成虽然是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但却无意中满足了汉王朝“以通西域,隔绝羌、胡”的军事战略要求。从军事学的角度讲,县城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事防御力量的强弱。东西向的县城不但是一条军事交通大动脉,也是一道屏障,起着隔绝南北的作用;南北向的四个县城,特别是居延,位于河西走廊的最北端,其进攻和防御能力更是远非其他县城可比。

　　另外河西诸县城,大都是屯田区,粮食充足,兵卒善斗,具备长久作战的潜力,郡治所在的县城更是处于战略的最前沿。每个郡都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史书中所载的“出酒泉”、“出张掖”、“出居延”、“出敦煌”,就是以出发地所在的各郡县为经济和军事依托,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而且各郡之间互相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河西郡县在加强河西的攻防力量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