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对西夏王朝的深入了解，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政权创造的璀璨的西夏文明也开始不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的西夏文字便如同茫茫苍穹中划过的流星，在释放出一束耀眼的光芒之后消失在历史的夜空中，成为一种死亡文字，为人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党项族在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中，不断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加速了党项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在立国前，西夏就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政权，社会发展稳定，对外交往频繁，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建立可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已是必然的事情了。

　　西夏建国前夕，李元昊便命大臣野利仁荣等创制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野利仁荣历时三年，终于创出6000多个字。由于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因此，看起来和汉字十分相似，书体形成也和汉字一样，是方块字，同样也有真、草、隶、篆等多种书体。

　　楷书多用于刻印，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手写。西夏碑的碑额就是用篆体西夏文书写，是现存西夏文篆书的唯一实物资料。

　　人们习惯上将汉字称为方块字，事实上将西夏字称为方块字更为贴切。西夏文字形体方整，像汉字的隶书，但笔画繁复，又像汉字的篆书，结构紧凑，字形饱满，个性鲜明。为方便人们学习西夏文字，西夏朝还编写了字典，汇编字书12卷，被西夏定为“国书”。

　　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西夏人上自佛经诏令，下至民间书信，均用西夏文字书写，而且还被用来翻译经典著作。受汉文化的影响，虽然有关西夏的公私文书都要用西夏文字书写，但汉字仍在西夏统治的地区通行。西夏给宋朝的文书，常常用西夏文和汉文并列书写。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考古发掘出的钱币看出，当时西夏国铸造的钱币，也是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来完成。

　　到了13世纪初，在漠北草原兴起的蒙古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南推进，但遇到了党项人的有力抵抗。1277年，蒙古军包围了夏都兴庆府，西夏最终因弹尽粮绝而举城投降。由于党项人与蒙古军队进行了激烈了交锋，据说成吉思汗就是在与党项人的交战中中毒箭而亡。

　　以铁血著称的蒙古大军，对西夏实施了疯狂的报复，据明代《弘治宁夏新志》记载: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蒙古军不但血洗都城、焚烧宫殿、捣毁陵园，还将西夏积聚了近200年的史册也付之一炬。

　　雄踞一方近两百年的西夏王朝就这样在蒙古铁骑下灰飞烟灭了，西夏文字最终也在残存的党项后裔中逐渐失传，成为一种死文字。

　　历史上，西夏国的势力虽然不是很强大，但也不弱，它周旋于宋、金、辽、蒙古四国之间，从正式立国到灭亡，西夏国共传了十代，历时190年，如果从据地独立算起却长达350多年。但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王朝，元人修史时，只修了宋、辽、金三史，可能因为历史的仇恨而“遗忘”了同一时期的西夏。以至在二十四史中。西夏成为遗憾的空缺。

　　由于西夏文字在夏亡国后逐渐湮没，西夏文到清末以前几乎无人能识。19世纪末，随着大批西夏文资料的出土，西夏文及其文献的研究整理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但由于资料有限，史学界一些专家把这种文字及文献的研究称之为“一门绝学”。

　　应该说对于西夏文的构造、文字和字意的研究，是从西夏碑面世到额济纳旗发现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后才真正开始的， 在研究西夏文化的过程中，由于西夏文物资料遗失无几，只有少量的石刻瓦砾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实物很少，因此作为西夏文与汉字合璧的西夏《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后世的研究者们正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着这个被历史遗忘的神秘王朝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