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门阀士族衰落的过程，也就是寒人兴起的过程。寒人，又称寒族、寒门、寒士，庶族、素族，都是不属于士族范围的地主阶级中没有身分、特权的一部分。南朝寒人的兴起是有其经济原因的。这时由于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富裕起来，自耕农中也有一部分人上升为新的地主，再加上原来的地方豪强，所有这些人就构成了寒人地主的主要成分。南朝的开国皇帝都是出身寒门的。刘裕“起自布衣”，他的孙子刘骏称他为“田舍公”。萧道成临死前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梁武帝与萧道成同出兰陵萧氏。陈霸先“其本甚微”。这些皇帝都需要加强皇权。但是皇帝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处理那么多日常政务，就要有人帮助办理。世家大族都鄙薄实际事务，也根本没有能力办理，于是皇帝就委任给寒人地主。寒人地位低，便于使唤，“皆可鞭仗肃督”;又做官心切，竭力卖命干事。所以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皇权与寒门相结合，来巩固统治。

　　南朝寒人的兴起参与政权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寒人担任中书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掌握机要。东汉以来，尚书台权重。魏晋南北朝，尚书台是行政执行机关，而比它更接近皇帝的中书监令专管机密，成为实际的宰相。到南朝宋孝武帝时，中书监令的大权又旁落到中书舍人或中书通事舍人手中。中书舍人本是中书省下属官吏，地位并不高，晋时位居九品，但由于它能递人奏文，出宣诏命，参与决策，因而权力越来越大，成为重要职务。宋文帝初年，寒人出身的秋当、周纠为中书通事舍人，并管要务，地位开始重要。孝武帝时开始把国家的机密要务转到了中书舍人手里。戴法兴从建康仓部令史起家，做到中书通事舍人，深得孝武帝信任，“专管内务，权重当时”。他家门庭若市，资产达千金。孝武帝死后，前废帝年幼，一切政务都由戴法兴专断。民间传说:“宫中有两个皇帝，一真一假，真的是戴法兴。”此外，巢尚之、戴明宝也是权倾一时。齐明帝时，中书舍人制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舍人省”。

　　当时茹法亮、吕文显等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称为“四户”。皇帝的诏令，从这四个机关发出，宰相无权过问。茹法亮权势显赫，太尉王俭常对人说:“我虽然地位很高，但权力怎及茹公。”另一个中书舍人茶母珍之，公开卖官，任意霸占民宅。有的官吏说:“宁可拒皇帝诏令，不可违反中书舍人的命令。”梁武帝时中书舍人朱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威震内外。他宴饮天晚，台城的城门不敢关闭。他傲视世家大族，说:“我是寒士，今天的一班贵人都依靠家中枯骨(祖先官资)来轻视我。倘我对他们谦恭，他们反会更看不起我，所以我要先做出看不起他们的样子来。”陈时中书舍人建立庞大办事机构，分为二十一局，作为尚书省二十一曹直接顶头上司。二、寒人掌握军事。北府兵一直为世家大族掌握，孙恩起义杀了谢淡后，北府兵大权落到寒人手中。刘裕就是从北府兵出身而后飞黄腾达的。南朝的一些将帅功臣，大多出自寒人。如宋之檀道济、到彦之、沈庆之;齐之陈显达、崔慧景;梁之吕僧珍、冯道根;陈之侯安都、吴明彻等都是。

　　南朝建康城中有一支不小的禁卫军，由制局监控制，权力相当大。在谋杀前废帝的宫廷政变中，制监朱幼等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制局监往往由寒人掌握，齐吕文度控制制局监，掌握殿内及外镇的发兵权，权势极重;本来掌管禁卫军的领军将军成了虚位。边镇是武力集中之处，由于世家大族都不愿去，梁陈时，在外边做镇守、领大军的都是寒人，如陈伯之、邓元超等。三、用寒人为“典签”，监督地方军权。宋、齐都普遍设立“典签”，监督出任各镇的宗室和各州刺史。典签本来是地方上管理文书的小官，类似后来的文书管理员。宋孝武帝后，这个职务突然重要起来，齐以后被称为典签帅、签帅或主帅，实际上成为君主控制诸王的工具，“威行州部，权重蕃君”。南朝宋多以幼少皇子出任方镇。皇帝为控制诸王，派亲信任典签到方镇，从此权重。

　　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必须得到典签的副署。有的典签一年几次回建康，汇报地方刺史情况。“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因此，刺史及其僚佐都要巴结典签，希望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好话。一些宗室诸王在典签的严密监视下，言行都受到限制。齐南海王萧子罕想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就不敢去。后回京哭着对母亲说:“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齐武帝儿子邵陵王萧子贞做吴郡太守，想吃熊白(熊背上的肉)，问厨子要。厨子说:“典签不在，我不能给。”齐明帝大杀高帝、武帝子孙，都用典签，其力量，有时胜过甲兵。对镇守琅玡的齐武帝儿子萧子伦，齐明帝本打算派兵去收捕，典签华伯茂认为派兵去还不如把事情交给他办，后来华伯茂只用一杯毒酒，就逼得萧子伦自杀了。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写了一部(二十二史札记)，他从南朝政治历史中，得出了两条:“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齐制典签之权太重”。这两条反映出南朝政治历史中的重要变化。虽然南朝寒人兴起，但是门阀士族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士族的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则是到了唐宋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