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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的笔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自武则天退位、唐玄宗复位时起，有识之土便提出了“依贞观故事”治理国家。由于同武韦集团和太平公主集团的斗争，直到开元初年，如何治理国家才被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唐玄宗怀着“求治甚切”的心情，在猎于渭川时召见姚崇，对他说：“卿宜遂相朕。”对汉代的外戚专权篡国“推此鉴戒为万代法”等。

　　姚崇《十事要疏》所提出的十项主张，是对“依贞观故事”原则的具体化，唐玄宗听罢后，答日：“联能行之。”上述十项主张，事实上成了开元初年的治国方针，在姚崇以及宋璟的辅佐下被付诸施行。姚崇的《十事要疏》，可以概括为在一项总则之下的四项基本内容。所谓“政先仁恕”，是针对武则天临朝以来“以峻法绳下弊端提出来。然而，“仁恕”毕竟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理论之一。 “政先仁想”同孔子所主张的“为政以德" ，实际上是-脉相承的。同贞观初年唐太宗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的基本理论一样 ，姚崇的“政先仁恕”也是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理论的首要内容，是《十事要疏》的总纲。

　　《十事要疏》中的“法行自近”,实际上是主张像贞观年间那样，君臣要带头守法，法不阿贵，把打击犯法权贵作为能否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原则的关键问题，而不是“以峻法绳下”。正如以《十事要疏》为基本内容的治国方针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内容那样，唐玄宗的开元新政亦包含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为此，本书将在以下诸章结合开元盛世的诸多表现，并阐述开元新政的诸多内容;而本章所要谈到的任贤能与求直谏抑奢侈与易风俗，既可以视为开元新政的内容之一、二，又是牵动开元新政全局的重大问题，因而在本章首先予以阐述。

　　开元新政究竟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被付诸实行、收到怎样的成效，这与执行怎样的用人路线，无疑有着重要的关系。事实表明，唐玄宗执行的是一条 任人唯贤的路线。其中，宰相班子的人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大事。开元年间，先后有三对搭配得当的宰相，颇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开元年间首任名相姚崇先后三次拜相，曾参预张東之诛灭二张的密谋，对武则天以来的时弊有深刻的了解，对安定局势、治理国家有深思熟虑的思索，能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

　　事实上，卢怀慎在协助姚崇执政期间，曾建议量才授官、妥善安置功臣、对犯法贵戚予以严惩，基本上履行了副相的职责，绝非是庸碌无有作为的“伴食宰相”。他对姚崇的尊重，是出于他甘愿作为一名副相的雅量。正如司马光所评论的那样：“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可谓公允。继姚崇卢怀慎之后的对宰相悬朱瑞与苏倒。宋班于武则天在位时曾任御史中水唐中宗时曾任业部侍郎，唐春宗时以更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辜相。因反对太平公主“易东官”面被排斥到外地做官。开元初年，任京兆尹，进御史大夫，因受谗降为睦州刺史，徙广州都督。开元四年年末，姚崇辞相，宋现继姚崇为相。

　　开元元年至开元十年，姚卢宋苏张源三对贤相的相继辅政，为推行开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开元年间，张嘉贞以后的历任宰相，如张说，李元纨杜暹等人，亦能坚持开元初年所制定的治国方针，其业绩多有可称道者。开元新政的推行与成功以及开元盛世的出现，是开元年间一批批贤 相的辅政联系在一起的。

　　他选拔的诸多幸相，大多兼有任职于朝廷与地方的经历，从政经验丰富，通晓上下情形，有治国的卓越才能。特别是在正副宰相的搭配上，颇得刚柔相济之妙，深受后人称道。开元初年的三对宰相，任职都在三、四年之间，更替稍频，但却使在推行既定治国方针上保持了政策上的连续性，可谓是一条成功的历史经验。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东巡泰山，再次以宋璟为留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