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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在位六十年几乎耗尽了大清国力，留给嘉庆一个烂摊子。嘉庆亲政以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川楚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国库收入不足，人口过度膨胀，官员严重，河患频繁出现。

　　面对如此局面，嘉庆帝十分忧虑但头脑也很清醒。为此，他一度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试图在内政上作出一些改革和补救。

　　客观地说，嘉庆帝是个勤奋的帝王，他提倡“崇俭黜奢”、“勤政务实”，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相关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嘉庆帝在做皇子时就十分节俭，逢年过节，送给师傅们的礼物也不过是荷包食物一类的简单物件。或许，早在嘉庆即位初年，他就已经对乾隆晚期的奢靡有所警惕。

　　因此，嘉庆亲政后，马上收拾了和珅，并下令取消各地官员进贡各类文玩古董之类的物件，杀一杀全国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风。在嘉庆看来，各省进贡的贡品皆是民脂民膏，借着进贡之名，官员大肆盘剥。此后嘉庆又颁布了谕旨，严禁奢侈之风蔓延。

　　嘉庆帝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也以勤政著称。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蜡烛下批阅奏章。早膳之后，照例还要引见大臣十余人。嘉庆四年的夏天，京师天气格外炎热，睿亲王淳颖一心为皇帝着想，怕龙体过于操劳。于是他将本该及时递上的奏折撤下。嘉庆得知后，下令将淳颖交宗人府圈禁，并指示：“今后凡有奏折，均必须直达朕前，听朕批示，不得擅自撤下。”

　　乾隆晚期，朝野内外大刮歌功颂德、之风。对此，嘉庆帝也大力整顿，毫不容情。嘉庆四年，浙江旱灾，偶尔下了几滴雨，浙江巡抚玉德便赶紧上奏，说天降甘露灾情减缓，全省的粮价也下来了。嘉庆帝予以斥责：“此等奏报，不可粉饰。”嘉庆五年，云南发生水灾，云南巡抚江兰奏报当年收获颇丰。嘉庆立刻将他革职，并指令今后再有者予以严惩。

　　官员媚上是封建时代的固疾，要想完全根治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嘉庆帝对此极为痛恨，但此类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只不过比乾隆时期稍微好一些。最离谱的还是嘉庆九年直隶总督颜检的一道奏折，搞得嘉庆帝和满朝大臣哭笑不得。

　　这一年，北方蝗虫肆虐，皇宫之中，漫天飞舞的都是蝗虫，皇帝和大臣上朝时随手一抓，就能抓到十几个。可直隶总督颜检竟然上奏称，蝗虫灾害不足为虑，蝗虫是来吃青草的，不吃百姓的庄稼，原文为：“飞蝗不吃禾嘉，惟食青草”。嘉庆看完奏折后，将其公布朝臣，搞得满堂大笑。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清病入膏肓，治总比不治好，只是嘉庆帝用的不是猛药。经过嘉庆帝的一番整顿，情况略有好转，暂时刹住了乾隆晚期官吏腐败的风气。同时，嘉庆又发布谕旨，清朝各省亏空，治河赈灾、减免赋税、裁汰冗员。一时间，“咸与维新”的改革春风吹向各地。

　　可结果我们都知道，这次“咸与维新”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尤其在官吏选拔任用、官职设置、国库管理、农商政策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国策上并未有任何的改革。换句话说，咸与维新只不过是让大清表面看起来不像个病人，实际上病情却在进一步恶化。

　　那么，嘉庆帝为何就没有他祖父雍正那样的手段和能力呢?

　　这与嘉庆帝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在做皇子时，嘉庆就表现出了他守成的倾向，他在一首诗中如此写道：“守成继圣王，功德尽巍峨。”嘉庆四年，在扳倒和珅之后，就如何选拔人才作出了重要指示：“自当率循旧章举行。”嘉庆六年二月，在谕旨中他也宣称：“列圣旧章，自当恪守。”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所作的《守成论》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守成思想。他认为，“守成二字，所系至重”。之所以要守成，原因很多，他认为：

　　1，开国君主神武过人，大清国尤甚，祖宗所定之制度后世只需好好守着就行;

　　2，如果妄行改革，则福祸难测，守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不守成者，天必亡之。

　　我们可以将《守成论》看作是嘉庆帝的执政宣言。但守成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官员们照样，国库照样入不敷出，阶级矛盾照样突出。当欧洲爆发工业革命并改变世界格局时，大清依然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以治国平天下的能力而言，嘉庆和乾隆不可同日而语，他没有那份天资，唯一的优点就是勤奋。本来，嘉庆帝执政的二十五年间，是大清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走对了就可以和西方同步。但不幸的是，掌舵人嘉庆走错了，留下了一个更烂的摊子给了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