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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登基的第三个月，在刚刚处理完康熙的丧事后，就开始极为忙碌的政务处理。这一天在他的书案旁收到了监察御史年熙关于请求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的奏折，正是这一事件由此让雍正掀起帝国最大的“贱民脱籍”。

　　“贱民”是怎么回事?

　　按照奏报的乐民来说，他们是明朝永乐皇帝夺取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朱棣成功后对这些施以残酷处置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这些数代人的凄惨和卑微自然不在话下，身披这种“原罪”的他们由此被人看不起，自甘下贱，想要跳出这种“乐籍”当地政府又不允许，由此成了蹂躏对象。雍正看了奏报后非常重视，并称这个建议提的非常好。令礼部议行。王大臣与各部商讨后一致同意雍正的批示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此外，雍正不光针对山西、陕西的“贱民”问题，同时命令全国各地进行统筹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永宪录》

　　针对京城的教坊司乐户，雍正首先出手，豁免他们的户籍，命乐户从良，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从事专门演奏。《大清会典事例》这样做就使得原来出生就注定为“贱民”的乐户彻底改变属籍，可以从事其他正常行业。对于这件事，雍正坚持长期性，在雍正七年，雍正又把教司坊改为和声署，并交由内务府进行管理。

　　雍正亲自扩大“贱民”范围。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亲自提出安徽宁国府“世仆”问题，“应予开豁为良，裨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且及于后裔。”《上谕内阁》，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世代出身的“世仆”问题，使得他们一部分人免遭凌辱，得一编户为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在他力推下，清朝几十万“贱民”得以过上正常百姓日子。在短短几年内，雍正一下子解决了数百年来存在的问题。雍正如此紧急处理这件事，就是认为这是一项“前朝弊端”，“亟宜革除”，以此迎合他革新的政治理念。其二，雍正的作法一下子收获了巨大的好评，以至于让曾经的“贱民”们“令下之日，人皆流涕”，雍正让他们得以彻底“翻身”。仅此一项，雍正“使尧天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岂独浙省惰民生者结环，死者衔草，即千万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鄂尔泰奏折》

　　此外，让雍正快速解决这一痹症还有以重大原因，对此他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以自新之路。”“令贱民改业从良，就是励莲池，而广风化也。”《清世宗实录》。

　　贱民脱籍的后遗症，以至于在道光时期才得到彻底解决。

　　虽然雍正对此项工作非常用力，然而到了乾隆时期，对此出现了反弹，甚至乾隆进一步约束和提高脱籍的难度性，甚至这样的户口是不允许参加科举的，由此引发了进一步反弹。贱民除籍令下之后，少数贱民改业从良，摆脱了屈辱的地位，多数贱民依然固旧。苏州的丐户还要应承迎春扮演的差役。宁波府没有得到削籍的很多，矛盾严重，终于在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发生第二次除豁事件。安徽贱民与绅衿的斗争一直拖到清朝末年，绅衿顽固地制驭世仆，不容改业。如祈门县有周姓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按雍正例开豁为良，但周姓恐李姓不依，照旧服役。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李姓的李应芳强迫周觉春充当吹鼓手，以致闹出人命案子。

　　清朝政府对从良的贱民非常苛刻，如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定例，规定出籍贱民的应试资格，要从报官改业的人起，“下逮四世，本族亲枝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若仅一二世及亲伯叔姑姊尚习猥业者，一概不许滥厕士类”。这都影响贱民的真正脱离被奴役地位。所以雍正的一纸命令和某些努力，并没有真能拯救贱民，而他们的最终脱离苦海，也不是靠某个人的恩赐所能达到的。

　　这是因为贱民的解放，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它取决于社会状况。贱民改业从良，要求社会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可是雍正时代并没有准备这个条件。在讨论噶尔秦的建议时，礼部就指出惰民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是考虑实际问题的。事情也正是这样，在大多数贱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以前，不可能做到削籍从良，由此也让更多百姓怀念雍正时代的热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