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呢?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其实变法失败的根源就是变法者的问题，王安石是一个理想理想化比较严重的人，他认为只要是违背自己政治理念的人，就否定对方一切合理的东西。王安石刚正不阿，却有些呆头呆脑，在为人上是一个很不好相处人。这种人不管是做领导还是政客，都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冷面独相，更更何况他还是要做一个改革家。他在政治上，尤其是人事上是一个近乎偏执的人。任何时候改革，都有一个根本问题:团结这个社会的最大多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改革凝聚共识。北宋社会改革在统治阶层是有认识基础的，大家都知道政治需要改革，之前也出现过庆历新政。即使改革失败，也没有酿成朝局的撕裂，士大夫阶层至少在基础上是稳定的。但王安石上台后，向皇帝积极灌输所谓“奸佞之论”。王安石的改革并不完美，而且他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他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有问题，而不是有感情的社会俗人们都有问题。整个官僚队伍都在借改革反改革的名义搞政治投机，彼此红了眼把人往死里整。在一个失序的统治阶层，古人的说法就是“国无正气”的社会，北宋以一种空前的涣散风气和随之而起的畸形繁荣走向了大崩溃。

　　其实他失败原因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改革内容在当时来说的可操作性不强。并且为国家增加收入的同时没有增加百姓的利益，反而损伤了各个阶层。当时的宋朝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二是国家军力涣散。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就是理财和整军。从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在三年时间中，王安石以朝廷名义相继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法令，陆续在全国推行。整军方面的改革比较顺利，而在理财方面的改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代，都曾遇到过很多人的反对，甚至全盘否定。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财富增长比较慢，要迅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最有效的办法无非是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青苗法的实施，有人认为是这可以防止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的高利盘剥，盲目的给予其很高的评价。 其实不然。官府贷款的利率在半年之中高达百分之四十。也就是朝廷投资五十万元，每年可净赚二十万元。这才是青苗法的要害。国家赚老百姓的钱本无可厚非，如果这的确能正确实施，能够有助于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改善的话。 关键在于该法实施过程中，各地官吏强迫农户平摊贷款，因为朝廷要以他们推销贷款的数量来作为考核其政绩的标准。还有各路官吏借此贪污等等问题。理论上富民是富国的基础。而北宋王安石的做法，仅仅只是类似桑弘羊的一心为国敛财。诸如此类的经济变革虽然给国家带来了利益，却给各阶层人民带来了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自然遭到了普遍的反对。故最终流产。王安石本人也在复杂的心境中与世长辞，在传统社会中，过大于功，直到到近代才有改观。

　　一是变法直接损害了士大夫们的利益，导致众人反对(当然所有变法都有这个问题，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是要玩命的);二是变法超越时代(官方搞金融这种事实在不是农业经济能够想象的)，有些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经过官僚体系的扭曲后反而危害民众(如青苗法变成官办高利贷)，引发一定反弹;三是力量不足，神宗的支持(后来也是半心半意的支持)不足以让变法阵营打垮整个旧党。而新旧党争尖锐化并反复拉锯后，最后留在台上从君主到大臣都是徽宗、蔡京之流，失败就成必然的了。有人说王安石太执拗，不能团结旧党(尤其是其中人品学问好的那些士大夫)，导致用的人都是酷吏奸臣变法失败。但其实仔细想想，中国自古以来哪一次重大变法，无论成败，对反对者采取的是团结的态度?商鞅上来就拿太子的师傅开刀;孝文帝耍手段把文武百官拖到了洛阳才开始搞汉化改革，后来汉化改革还是酿成了六镇之乱;永贞革新、庆历新政搞了没多久就被反对者干下去了;张居正靠着和太后、冯保的政治联盟，几乎摄政一般的权力推行变法，死后立马被反攻倒算;雍正推行改革，还不上亏空的官员通通罢官抄家，反对者如李绂被铁腕打击。

　　哪次改革的时候，改革派和反对派是能和衷共济、共商国是的，本着“大家都是君子都是为了国家好”的态度讨价还价，用“你这个政策不错，那个政策不行，要不新法推行的时候打个折?”这样的方法搞的?改革派要变法都是怎么做的?“不换路线就换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才是改革者(无论成败)通行的做法。变法改革从来都是政治上(较大可能也是肉体上)你死我活的事，变法阵营力量强大能压制反对者，就有可能顺利推行(即便如此也有极大被反攻倒算的风险，如商鞅张居正);力量不够压制不住，立刻就会下台(如庆历新政、永贞革新，一个一年多一点，一个半年就拉倒);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有可能出现王安石变法这样互相拉锯反复折腾的局面。变法者不能团结对立面，实在不是其主观上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政治规律决定了这在客观上就不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