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清朝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在封建社会之中，王朝的制度如何是很关键的问题，虽说当时属于是帝制家天下的模式，皇帝个人的能力是个关键，但皇帝再圣明或者再不堪，终究是人而不是神，所以这时候制度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好的制度往往会使皇帝治国事半功倍，反之，不好的制度往往会酿成亡国之灾。

　　诸如明朝独特的监、阁共理国政的制度，使皇帝可以放心的偷懒，因此明朝自中后期以后，皇帝多怠政，偏偏还没有大权旁落。反面教材则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为了方便开疆拓土，改变开国以来的“内重外轻”的制度，给予边疆节度使地方的军政大权，又形成关中一带重地兵力不如边疆的“内轻外重”情况，酿成了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一蹶不起。

　　可以说制度的好坏是一个王朝存在多久的关键，那么今天宋安之就以清代“宰白鸭”的现象，来说说清代司法制度中的弊端。

　　何为宰白鸭呢?

　　在清人笔记中，关于“宰白鸭”是这般记载的：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先大夫在谳局，尝讯一斗杀案，正凶年甫十六岁，检尸格则伤有十余处，非一人所能为，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为，提取覆讯，则供口滔滔汨汨，与详文无丝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误，盖读之熟矣，加以驳诘，矢口不移，再四开导，始垂泣称冤，即所谓“白鸭者”也。

　　说白了就是古代的有钱有势有地位人家，遇上人命官司以后，花大钱去收买没权没势的人来顶替真正的凶手去认罪守死。因为顶凶者没权没势，更是因为钱财而主动去送死，所以被人肆意玩弄，如同白鸭一般，因此俗称为“宰白鸭”。

　　也就是说“宰白鸭”这种现象，其实就是顶凶案的一种俗称。

　　这种情况在清代乾隆时期开始，在福建、广东一带大规模出现，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南方数省出现这种情况亦是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司法的不完善之处和有弊端存在

　　清代的顶凶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两个律例：“称与同罪门”和“有事以财请求”门。

　　这两个律例的相关条文，在乾隆朝到嘉庆朝可谓是屡次修改和完善，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才多次修改。

　　当然还有弊端所在，一般来说顶凶的案子都属于是死刑案件，按照清制斩绞人犯解审到督抚，也就是复杂的复核审判制度。

　　这个制度的本意避免冤案发生，所以要将人犯一级一级的往上递解，但递解人犯的成本较高，偏偏朝廷没有完善的制度规定这个费用如何报销，所以官员往往只能推给下面，让下面的小吏去敲诈人犯家人亦或富户也好，筹到钱就好，亦或加重下面的摊捐。

　　诸如福建、广东这些地方的死刑案子，往往是宗族之间的大型械斗造成的，每年的需要递解的人犯不在少数，成本自然很高，所以地方官员对于这类案子往往不用心办理，甚至不想走正规程序，对于其中的顶凶猫腻自然是刻意忽视。

　　而且一般出现大型的械斗伤亡，官员会受到处分的，所以往往费尽心思的将其分为多起寻常命案来处理，更没有心情在乎其中是不是有顶凶问题了。

　　还有就是乾隆四十八年，前任湖北按察使汪新以贿属顶凶重案不能究出实情，率行审转，降三级调用”。朝廷的处罚本意是让下面官员以此为戒，以后认真审理案子。

　　结果造成了很多地方官员为了避免处分、考绩、处理积案的想法，为了自己的仕途，要么一条道走到黑，哪怕有顶凶猫腻，也是维持原判到底。要么是想尽各种办法避重就轻，不走正规程序了，或者将大型械斗事件拆分为普通命案。

　　二、古代以道德代替司法和地方官员不作为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的中央朝廷对于帝国的控制，有一句话叫做“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意思就是县以下的地方皇权很难管理到的。

　　其实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古代中央朝廷的统治基础往往在于地方士绅，士绅在地方农民和官府之间就起到了沟通管理的作用，类似于代表朝廷代管乡下的制度，所以朝廷也给予了士绅一定的特权。

　　因此朝廷往往对于地方乡下，采取的是以道德来代替司法的行为，一般事情都是由士绅解决，也不能说不管，但是在乡下的统治很是薄弱。

　　而在当时地方宗族情况很是常见，尤其是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一般是聚族而居，宗族组织发展严密，加之当地民风彪悍，所以经常发生大型的械斗。

　　而大型械斗往往会死人的，宗族力量大，所以经常找人顶凶，并且打点好了衙门上下。而地方官员大多不管顶凶情况，一是因为之前说到的为了政绩之类的，不愿意多事。二是因为当时吏治腐败。

　　但宗族之间械斗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是地方官员不作为，不调和当地的矛盾，宗族双方矛盾积赞到一定程度以后，自然发生了大型械斗。

　　这种因为大型械斗发生命案，并且酿成顶凶案屡见不鲜的情况成为当时常见情况以后。地方官员对朝廷上报的时候，大多将问题推到了宗族身上，认为地方民风不好，百姓多是刁民，也就是道德修养不高，所以才发生械斗和顶凶的问题，最多稍微提及一下官员的不作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统治的惯性思维，诸如乡下这种宗族势力之地，往往是以道德代替法律来约束宗族的行为，所以出现了问题以后，地方官员只会说宗族之人道德修养不够，还感觉自己没多少问题。

　　但当时的乾隆帝并非那么好糊弄的，一针见血的指出：“械斗之风，虽由闽省民情慓悍，但究系地方官办理不善所致”。意思是地方官员管理不到位才是根本原因，你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并且说道：“如再有械斗之案，务饬究出主谋正凶，并顶凶之犯，一并尽法处治。其地方官员有仍前掩匿讳饰者，立即从严参究”。

　　最后总结来说，清代的“宰白鸭”顶凶问题，究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因为地方宗族势力强大民风彪悍，加上官员不作为，造成经常性的大型械斗情况，出现人命以后自然找人顶凶了，加之司法制度有漏洞有不足之处，所以运行过程中使顶凶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抑制，最后形成了屡见不鲜的“宰白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