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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时间里，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并且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人们走出山西杀虎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

　　山西人是走西口的主力。他们往往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为什么山西人要走西口?

　　其一，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贤达开明，为发展地区经济，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

　　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后，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而遭官府缉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长城以外)谋生存。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便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走西口的序幕，也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有机融合的一次飞跃。

　　其二，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口外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