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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初期的七十年间，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从中得利的首先是皇族、勋戚、官僚和地主阶级，而一般劳动人民仍然过着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朱元璋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但剥削阶级的本性是贪得无厌的，其节制只能是些微的、暂时的。

　　土地兼并这一封建社会的痼疾，伴随着明王朝的建立而俱来。这个时期虽然整个说来土地的占有比较分散，但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时，新贵族的六国公二十八侯就拥有佃户三万八千百九十四户。到洪武三+年(1397年)，全国占地七顷以上的地主就有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一户。

　　永乐时，岐阳王李文思次子李增枝“于各处多立庄田，每庄蓄童仆无虑千百户”。明初政府虽然把赋役额定得较低，但在当时经济残破的情况下，对农民来说仍是沉重的负担。靠近洞庭湖的龙阳地区“岁擢水患，逋赋数十万，敲扑死者相踵”。济宁府役民筑城，以致“民不得穡”，“旦暮不休”。而明朝政府对官僚地主等却有种种优待。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下令“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贤人君子，既贵其家，而复役其身，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连退休致仕在家的官员也可享受这一特权。

　　洪武十二年(1379年) 规定：“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甚至在学的生员“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这些人所豁免的赋役，自然就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当时就有人指出：“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再加上官吏的层层贪污舞弊地主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得农民生活十分艰难。

　　所以在明初六七十年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这些起义遍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十来个省份，规模大的有几十万人。一个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竟如此频繁，地域如此广泛，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