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帝朱祁钰被明英宗废掉帝号,却让明英宗儿子明宪宗“平反”了?
景泰帝朱祁钰被明英宗废掉帝号,却让明英宗儿子明宪宗“平反”了?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明代政治史上的一桩轰动大事,就是“明宪宗为景泰帝朱祁钰平反”。
要知道,在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基后,曾经受命于危难之时,“抢”了明英宗皇位且挽救大明朝的景泰帝朱祁钰,就成了大明朝堂上下的“忌讳”。
从明英宗二度执政的天顺年间起,已故的景泰帝朱祁钰被废掉帝号,只给了谥号“郕戾王”,几乎是被一踩到底。
他执政时“年谷屡丰”“元元乐业”的景泰时代,也被不断抹黑,文臣武将,多年来更惨遭清算,堪称一场政治灾难。
但这场政治灾难,最终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化解:朱祁钰去世十八年后,即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儿子明宪宗朱见深为叔叔朱祁钰恢复名誉,追谥为“恭仁康定景皇帝”。
图:景泰帝朱祁钰画像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明朝更以隆重典礼,为朱祁钰在奉天门举行了加谥仪式。而于谦等诸多因此蒙冤的臣工们,也相继获得了平反。
大明王朝,至此终于了结了这桩旧案。
那么问题来了,虽说是朱祁钰的亲侄子。但作为皇子的明宪宗朱见深,当年就是被亲叔叔朱祁钰废掉了太子身份,更因此度过了一段悲催的童年。
作为明英宗的儿子,他更有理由把当年这桩恩怨,变成永远没法翻身的“铁案”。但为什么他却做出了这个抉择呢?
第一个原因是童年时的明宪宗,与朱祁钰一家的特殊关系。
在打赢北京保卫战且成功“捞回”明英宗朱祁镇后,已是帝王的景泰帝朱祁钰,对待朱祁镇朱见深父子,确实有些刻薄:朱祁镇被南宫,朱见深也被废掉太子位。但朱祁钰的皇后汪氏,却竭力反对。
这位被史书评价“刚毅偏执,心怀仁德”的皇后,为了保朱见深的太子位,自己甚至也被朱祁钰一怒废黜。
待到明宪宗登基后,明宪宗与其母周太后,也一直对汪氏关照有加。
也正是这特殊的渊源,使得明宪宗看待这段“恩怨”,自然与父亲明英宗观点不同。
第二个原因则与明宪宗在位时的局势有关。
父亲明英宗朱祁镇“”后,虽说勤政方面进步了不少,却又遇到了“曹石叛乱”,最后扔给儿子明宪宗朱见深的,依然是一片残破的江山。
朱见深登基的前几年,西南西北荆襄先后爆发叛乱,明英宗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一股脑爆发,急的朱见深在朝堂上多次叹气。
如此危急时刻,想要稳定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反昔日冤狱。
所以,从朱见深登基起,他就第一时间忙活“平反”。
明英宗驾崩不到八年,即天顺八年(1464)六月时,他就为明英宗年间遭“夺门功臣”诬陷贬官的御史耿九畴父子平反。
这个“信号”一放出,“声”滚滚而来。
成化元年(1465)二月,挽救明王朝的大英雄于谦,也洗清了身后“谋反”的污名,得以恢复名誉。
次年八月,朱见深更特命翰林院为于谦书写祭文,定论了被其父冤杀的于谦,那无可争议的英雄功业。
图:于谦塑像
另外,还有曾血战瓦剌,却受于谦株连身死的范广将军,以及“夺门之变”惨遭流放的陈循俞士悦等内阁重臣,也都在明宪宗登基后的短短几年里,或是身后恢复名誉,或是官复原职。
但所有这些扬眉吐气的臣工及其家属们,都与景泰帝朱祁钰息息相关。
既然他们都平反了,那景泰帝怎么办?
如果说明英宗年间的朱祁钰,是个群臣们讳莫如深的敏感词。那么经过了一系列“平反”后,“朱祁钰”更成了满朝文武的一个“心结”。
如果不能正确评价这位皇帝,不能给那个时代正确的定论。这事儿不止是明宪宗的“家务事”,更牵动大明朝的朝局走向。
所以,平反朱祁钰,也就变得水到渠成。
而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成化年间,诸多大臣的强力推动。
比起晚明的末世闹剧来,明宪宗年间的明朝官员们,依然保持着刚正朴实的士风。对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赛一个敢说话。
成化三年时,湖广荆门州训导高瑶,这位举人出身且在景泰年间落榜的小官,率先勇敢为景泰帝“发声”。
他的一篇奏疏,详细陈述了景泰帝之冤,以及这一系列的冤案,对明王朝道德风气甚至统治的败坏。
一句“而天心可回矣”,也让明宪宗受到了触动。
当然,高瑶的奏疏,并没有直接怒斥当年的明英宗,而是把这场悲剧,甩锅给了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功臣”们。
而这一“炮”开过后,接下来的几年里,好些大臣也纷纷发声。
比如曾牵涉入“夺门冤案”的名臣杨守随,在自己得到平反后,也再接再厉,于成化六年继续上书,大赞朱祁钰“削平祸乱”的功绩。
虽然此时的朱见深,尚且还在犹豫,只是在杨守随的奏疏下,批复了“所言事具处分已定”几个字。
但“平反”的大势,已经不可挡。
明宪宗自己也明白,在明朝的环境下,如果不能拿出定论,这件旧案的争论,只能越来越凶。
于是,成化十一年,借着册封皇长子朱佑樘为太子的机会,明宪宗终于下诏,承认了朱祁钰“勘难保邦,奠安宗社”的功绩,捎带还加了一句解释:“先帝(明英宗)寻知诬枉,深怀悔恨”。
这意思就是说:我爹明英宗是知道他冤枉的,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平反就驾崩了,这事,就交给我吧!
图:明英宗朱祁镇画像
有了这个大义的名分,事情也就顺风顺水。朱祁钰获得了“恭仁康定景皇帝”的谥号。
这事情的意义,不止是一位帝王的名分问题,更关乎着一个时代的定论,以及一代文武臣工的历史评价。
正如《国榷》里评价:大哉宪皇追称景帝,所挽回元气多矣——这是一桩关乎大明国运的大事。
了解这个,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在位二十三年,就多年“旷工”的懒皇帝,即便赶上明王朝历史上自然灾害空前多发的二十多年,却依然能凭着“主昏于上臣奋于下”的模式,开创“成化中兴”的业绩。
因为,虽然对这意义重大的事情,明宪宗的动作慢了一些,足足拖了十年。
但是,能以这种方式,完美解决这个难题,也足见其胸襟和智慧。更足见此时明王朝,依然畅通的言路与刚正的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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