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6月，是敦煌经卷流失100周年的日子。此前，伦敦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借此纪念“盗经学者”斯坦因中亚考古100年。但在国内，除了为数不多的敦煌学学者，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事。即便过了大半个月后，《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以《敦煌文书流失百年祭》对此进行报道，也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

　　当然，所谓敦煌学100周年纪念，是以英国籍探险家斯坦因于1907年6月13日运走大批经卷，作为历史的起点。而实际上，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早在1900年就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对于敦煌古卷的流失，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痛陈：“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更为形象化的描述，应为余秋雨先生那篇脍炙人口的《道士塔》。在这篇文化散文中，余秋雨一举将王道士钉上中国文化史的耻辱柱，直斥其为“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对古卷流失的愤恨之情，跃然纸上。敦煌古卷流失史，也从此定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基调。

　　为珍贵文物的流失而痛惜，这是每一个具有本土文化情怀的人，都会有的朴素自觉。但是，如果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同样的史料在不同视角下，或将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有四幕关键场景不容忽视。

　　综合相关史料，我们看到的第一幕场景是：王道士在1900年前后就发现了藏经洞，并及时汇报给当地政府官员，结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就连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专家叶昌炽，对此也无能为力———当局连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都舍不得花。而直到1904年，清政府才给了他一句“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的指示。可见，当时政府无能，根本无力，也做不好文物保护工作。

　　因此，才有了历史的第二幕：1907年初，斯坦因到达敦煌。随后，他以四锭马蹄银买走大量文书。紧接着一年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大量敦煌古卷运往巴黎。随后而至的，还有俄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其中，美国人以粘取的方式试图剥下壁画，对一部分壁画造成了永久性破坏。不过，这些文书当年大多并非“盗取”，而是大摇大摆地运出去的。斯坦因在运出前，还在北京举办了公开展览，当时清政府却没有对此进行指责。也就是说，政府的颟顸同样是文物离乡背井的重要根源。

　　等敦煌古卷轰动世界之时，清政府和中国学者们才醒悟过来。但是，当罗振玉等人垫资“抢运”古卷，却又发生了更让人愤慨的一幕：经卷从敦煌运往北京途中，一路上遭遇地方官绅豪夺窃取，而北京一些学者名流也监守自盗，致使古卷再遭厄运。由此，不得不提的第四幕历史记忆是：那些被外国人以各种方式运出去的经卷，完好无损地尽数保存在国外的博物馆等研究机构，而被地方官员和学者名流们私自藏匿的古卷，却再没有重见天日，造成敦煌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演绎这段历史四幕剧，并不是想做翻案文章（事实上有人做过），而是想说：敦煌古卷流失，国人于伤痛之余还应看到，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现实。进而言之，一厢情愿的文化民族主义，无助于还原历史，更振兴不了敦煌学。

　　正视历史真相，才能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投入敦煌学研究。换句话说，今天如若能够追讨回部分敦煌古卷，固为大幸，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整理和研究这一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使掩藏于黄沙之中千余年的敦煌古卷，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才是敦煌学今天和未来的真正使命。

　　不无凑巧，日前在《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著）一书中，也读到了这一段历史。敦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作为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佛教中心而存在。作者因此将敦煌藏经洞被封，视作丝绸之路时代的结束，而“随着商路的关闭，中国再也不会对来自印度和中亚的影响开放了”。我对此的理解是，藏经洞封藏的不仅是大量经卷，同时也将一个伟大的开放时代埋入黄土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整理与研究敦煌古卷，就在于复原和承继那个开放时代的历史记忆。往事已矣，来日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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