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碑碣艺术—唐清广州南海神庙碑
唐—清 广州 南海神庙碑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南海神庙内。南海神庙是封建王朝祀典规定的庙宇之一,历代帝王登基即位、求嗣、祈雨、止疫、平叛,都有祷于南海之神,派遣高官重臣,代祀致祭,每祭必立一碑,日积月累,遂有“岭南碑林”之称。据清崖弼《波罗外纪》记载,计有唐碑1通、宋碑11通、元碑10通、明碑26通、清碑21通,还有历代名人如苏东坡、陈白沙等的诗歌石刻16通。在众多石刻中,其中较著的有唐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北宋裴丽泽《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北宋苏轼《南海浴日亭诗碑》、明王祎《太祖御碑》、明陈献章《浴日亭和东坡诗碑》等。分别叙述如下: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高2.47米、宽1.13米。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一日立。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韩愈撰;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谏书。篆额“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保存完整。碑文叙述:元和十二年,诏用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孔戣为广州刺史。叙戣祀神恭谨,祀后即扩大庙宫,又叙孔戣在广州的德政。日本学者松浦章指出,有关航海技术、航运的“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
韩愈(768~824年),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其文章气势雄伟,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陈谏是唐代著名书家。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一》辑录此碑全文。
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 高3.72米、宽1.59米。刻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碑额盘龙,雕刻精细。由裴丽泽“奉敕”撰文,韩溥书。碑文说到自古交趾七郡贡献,由海道沿江达淮,逾洛水到达南河,近70年来因岭南为刘氏窃据,贸易被阻绝,人民受虐待。因此,派潘美讨伐,已把南汉主刘鋹俘虏,释放囚犯,赦免流人。现派中使修复南海神庙,希望获得神佑,“限蛮夷于六服,通七郡以来王。”即在巩固国防的基础上,加强朝贡形成的对外贸易。立此碑时,距宋朝灭南汉统一岭南仅两年,碑文反映了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碑阴结衔,潘美兼领市舶使;谢处玭以广州通判提举修庙,兼任市舶判官;录事参军林洵美监参。修理神庙的官员都由皇帝特派,这与以往一般由县令、县丞等负责维修的情况比较起来,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裴丽泽史迹不多见。韩溥是南汉的降官,史称他博学,善笔札。此碑可补《宋史》的缺略,如《潘美传》未提他曾任襄州刺史;《韩溥传》未载他曾知端州军事等。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二》辑录此碑全文。
南海浴日亭诗碑 高1.54米,宽0.84米。为苏东坡诗碑。原石在“”期间被打碎,后寻回拼合,据翁方纲所记,清代此碑下半部已略损,故碑之大小约略而言。碑正书5行,第一行为《南海浴日亭》诗题。其余4行各14字,共56字。诗后提小字4行,行书,全文117字,可见114字。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二》辑录此诗碑文。
太祖御碑 高3.35米、宽1.69米,明洪武三年(1370年)立。黄宗羲《明文海》载王祎撰。碑文称:五粤四渎,皆是高山广水,它们的神,比受命于天,不是朝廷封号能加上荣耀的,所以一律取消前代封号,只简单称为某某之神,故南海神称南海之神,而取消“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的封号。王祎,字子充,义乌人,曾任礼部侍郎。此碑是明太祖取消一切封神号的御碑。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三》全文辑录。
浴日亭和东坡韵诗碑 高1.95米,宽0.885米,诗刻一首,56字。署款:“成化乙巳夏四月望后,翰林国史检讨古冈病夫陈献章署”。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号石斋。新会白沙人。明代广东著名理学家及书法家。清《广东考古辑要·金石一》辑录此诗碑全文。
清 圣祖御制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 俗名平定准葛尔碑,清康熙皇帝御制。原存广州府学宫,现移置南海神庙。楷书阴刻,全文1042字,其中铭文占485字,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立。碑文叙述评定厄鲁特葛尔丹的原因及经过,是康熙皇帝的记功碑。清道光《广东通志·金石略一》全文辑录。
1962年6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南海神庙为文物保护单位。
唐—民国 广州 广州博物馆碑廊石刻 碑廊收集唐至民国碑刻、墓志20多通,较著的有唐《唐故青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北宋《重修天庆观记》、元《至圣加号诏碑》、都与广州历史有关联,其中清《重修外江梨园会馆碑记》、清《财神会碑记》、清《浔江洲图》、清《癸酉重修银行会馆碑记》和清《增建祥镇军祠添置祀田碑记》等。
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 1954年5月,在广州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山坳出土。墓志由卢光济撰文,刻于唐天祐三年(906年)。志文一合,盖呈覆斗方型,志身方形,高0.07米,左下角断裂为4块,拼合后,仅36行“痒□厚”一字不能推知。志文正书,1704字。志文记载,墓主王涣曾是王铎义成节度史的幕僚。《旧唐书》记王铎为“都统”(元帅),《新唐书》则既作“都统”,又作“都都统”(统帅元帅的大元帅),旧史籍对此有所存疑。墓志记载,王铎当时任中书令、义成节度史的同时,还有“都都统”的职衔,从而解决晚唐史上一个存疑的官制问题。
重修天庆观记碑 宋元丰二年(1079年)刻,原立于广州市天庆观(后改称玄妙观,遗址在今广州市海珠北路祝寿巷)内。1963年移至广州博物馆碑廊。碑高1.78米、宽1.20米。碑文记述宋代,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友好往来,及捐资重修广州天庆观的事迹。可补《宋史·外国传》及《宋会要》等有关中外交往记载的缺略,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物证。清宣统《续修南海县志·金石略一》收录此碑文。
至圣加号诏碑 原置广州路学宫,1963年移至于此。碑高2.42米,宽1.31米,元大德十一年(1370年)刻。碑为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旨碑,碑文反映元代封建统治者采用武力人民反抗的同时,又采用尊崇孔子以儒家封建道德“教化”人民。碑文楷书带篆隶,有一定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三》全文辑录。
重修外江梨园会馆碑记 外江梨园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是外省戏班行业工会性质的组织。遗址在今解放中路魁巷内。此碑是乾隆四十五年重修会馆时所刻。1963年移至于此。碑高1.91米,宽0.84米,据碑文所列,当时参加重修会馆的有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10多个戏班,其中安徽就有8个,反映了当时广州与外省文化艺术交流的盛况,以及粤剧受外地剧种影响的源远流长。这些戏班都是由民间戏剧艺人组成。碑文所列的规条中,有“来粤新班,俱要上会入公,如充官班不上会,官班任唱,民戏不准”的规定,反映了当时在戏剧艺术方面,民班与官班之间存在着矛盾。
财神会碑记 原置广州市解放路魁巷广州外江梨园会馆,1963年移置于此。碑高1.05米,宽0.56米,清道光三年(1823年)刻。财神会是该馆外省戏剧艺人捐资设立的福利组织。碑文所列的规条中,有吉凶相助及经济困难者给予回家路费的帮助等规定,体现民间艺人团结互助的精神。
浔冈洲图 清同治十三年(1873年)刻,碑高1.76米,宽0.81米。清代邹伯奇主持绘制。邹伯奇,南海县浔冈洲人,在数学、天文、地理、摄影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贡献。此图是邹氏命其学生用他的绘图法制成并刻石,原置于寻冈洲。1963年移置于此。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澧说:“此图每方格为一里,长短结合,二十四向不差,山川形势无不毕肖,地图至此,精密至极矣。”
癸酉重建银行会馆碑记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重建银行会馆时刻置于该会馆内(遗址在今珠玑路连珠巷珠玑路小学),1963年移置于此。碑高1.08米,宽0.81米。银行会馆是清代广州金融业的行会组织。据碑文所记,银行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575年)。这次重建时,建筑规模扩大不少,出资修建的银号有64家。而据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该会馆《己丑重修银行会馆碑记》所载,当时参加重修会馆的银号只有34家,前后距离94年,参加修建的银号增加近一倍。广州银号业的兴旺,反映了清代广州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增建祥镇军祠添置祀田碑记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置于广州市东郊乌涌祥镇军祠。祠已毁。碑于1963年发现并移置于此。碑高1.51米,宽0.73米。碑文记述了鸦片战争时期湖南镇 筸镇总兵祥福(满族)由湖南率部至广州东郊乌涌一带,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勇事迹。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五日,当他正准备加强军事部署,构筑防御工事时,英侵略军突然进犯,仓猝之际,全军奋勇抗敌,接连3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最后祥福及全军壮烈殉国。后建祠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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