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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岭南宗教—佛教

2018-03-07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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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岭南宗教—佛教,   岭南的佛教,最先是从海路传入的。汉代,岭南的对外交通已经很发达,交趾成为东

    岭南的佛教,最先是从海路传入的。汉代,岭南的对外交通已经很发达,交趾成为东西海程的中心,商业也因之十分繁盛。佛教也随着商业贸易而传入岭南。当时,佛教发源地天竺,“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有些人还因此居留在当地。如东汉末出自岭南交州的高僧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母商贾移居交趾”。

    岭南的佛教,最先是从海路传入的。汉代,岭南的对外交通已经很发达,交趾成为东西海程的中心,商业也因之十分繁盛。佛教也随着商业贸易而传入岭南。当时,佛教发源地天竺,“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有些人还因此居留在当地。如东汉末出自岭南交州的高僧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母商贾移居交趾”。

    由于东汉中叶以后,西域与中国内地的交通并不通畅,佛教的东传中国及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主要是取海路而行,岭南交广地区便成了海外佛教东传中国、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重要桥梁。从三国至南朝梁,海外僧人由海路至岭南传教(其中一些后来北上建康等地)的,见诸文字记载的就有强梁娄至(三国)、迦摩罗(晋)、昙摩耶舍(晋)、求那罗跋陀(刘宋)、求那跋摩(刘来)、杯渡(刘宋)、智药(梁)、菩提达摩(梁)、真谛(梁)等人。

    外国僧人的东来,使两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时间里岭南佛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岭南最早的佛教寺院,即广州城内的三归、王仁二寺,就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东来的天竺僧迎摩罗创建的。外国僧人停留和行经的地方,如广州、韶州、罗浮等,均成为佛教弘化之地。六朝时期,岭南地区兴建的佛寺计37所,其中广州19所,始兴郡11所,罗浮山4所,而广州更成为岭南以至整个南朝的佛教重地。                        

这一时期,外国僧人在岭南的活动,除了创寺传教之外,以译经  为主。这也是这一时期岭南佛教对整个中国佛教的最大贡献。据统计,从公元三世纪初强梁娄至(真喜)来广州译《十二游经》起,讫于真谛,所译经典有数十部.主要有以下各种。

书名及卷数
 译 者
 书名及卷数
 译 者
 
《十二游经》一卷

 《差摩经》一卷

《五百本经》一卷

 《伽毗利律》若干卷

《摄大乘论》三卷

《摄大乘论释》

  义疏八卷

《金刚般若经》

《俱舍释论》二十二卷

《无相思尘论》一卷

《佛性论》四卷
 强梁娄至(真喜)

 昙摩耶舍

求那罗跋陀

波罗未陀(真谛) 
 《律二十二明了论》一 

卷疏五卷 

《僧澁多律》若干卷

《无上衣(处?)经》若干卷

《阿毗昙论》

《佛说立世阿毗昙论》十卷

《大涅槃经论》

《广义法门经》若干卷

《唯识论》一卷

《中边分别论》二卷
 波罗未陀(真谛)

上述19种国译经中,真谛及其弟子所译者,居其十五,可谓贡献至伟。其中《唯识论》和《俱舍释论》之译,实为开隋唐间兴起之中国佛教重要宗派唯识、俱舍宗之先河,只是后为唐代玄奘的新译所掩,未能扩大影响。真谛及其弟子在岭南的译经和传教活动,是六朝时期中国佛教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真谛为西天竺人,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到达南海(广州),数次居粤共十余年,除了翻译诸多重要佛经外,还广为传道,对岭南佛教以至整个南朝的佛教都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真谛门徒广众,其中最为主要的有智恺、法泰、智敫等,均为当时名僧。智恺和法泰均为内地人氏,赴岭南师从真谛。智恺到岭南后住广州显明寺,帮助真谛译出了《摄大乘论》、《俱舍论》等重要法典;法泰“学达释宗,跨跞南海,知名梁代”,他到岭南求教真谛于制旨寺,前后译出佛经五十余部。智敫是岭南循州人,早年遍访名师,后从真谛学经,尝宣《摄大乘论》至十余遍,曾为广、循二州僧正。

除了真谛及其弟子,岭南地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涌现不少著名僧人。慧敬,南海人,“精于戒节而志操严明,故岭外僧尼咸附咨禀”慧澄,高要人,入京师建康庄严寺师从僧旻十余年,名声大起,后省亲归岭南,番禺四众“向风钦德”。道禅,交州僧人,后‘’闻齐竟陵王大开禅律,盛张讲肆,千里引驾,同造金陵”,“永明初,游历京室,……僧尼信奉,都邑受其戒范数千人”。由上可见,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获得很大发展。其时,由于战乱连年,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渴望获得解救,再加上封建统治者对佛教不遗余力的扶植,佛教信仰在岭南地区得到迅速的传播,为当时佛教信仰最普遍的地方,广州、交州与建康、洛阳、长安等政治、文化中心一样,都是当时中国佛教的重地。岭南的广州、始兴郡(即后之韶州),唐代成为新禅宗的发祥地,与六朝时期岭南佛教信仰之普遍,有极深厚的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

隋、唐两代,岭南仍是佛教兴盛的地区。隋代,岭南高僧较著名者有慧越,“化行五岭,声流三楚”,为陪炀帝召人扬州弘法。

唐代,为岭南佛教的鼎盛时期,其突出的表现是惠能南派禅宗的创立及其广泛的传播。惠能(638—713年),新州人,北上蕲州黄梅东山寺向禅宗五祖弘忍求学佛法,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问处惹尘埃”一偈,压倒弘忍首席弟子神秀,得传五祖衣钵。唐高宗仪风元年(676年),惠能来到广州法性寺。该寺住持印宗为其削发授戒,承认其为禅宗正统,惠能遂成为禅宗的六祖,开始为大众开示禅门,讲授佛法。次年,惠能到曲江曹溪宝林寺传教,凡三十六年。

    惠能最主要的佛学思想是顿悟,他认为,佛性人人皆有,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因此,他并不以静坐敛心才算是禅,而主张只要随时随地修行用功,靠内心顿悟即可成佛。他废弃印度佛教中的繁琐仪式,不以文字传教。其时,神秀在北弘化,重修学,世称北宗;惠能在南弘化,重明心见性,世称南宗,为禅宗之顿教。后惠能弟子神会北游两京宣扬顿教,批评北宗的渐教,使南宗的正统地位得到确认,在全国的佛教派系中成为压倒一切的派别,曹溪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

南派禅宗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摆脱了经院式的繁琐佛理束缚,直指心性,一悟见佛,简单而务实,较易为中国各阶层所接受,为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惠能殁后,其弟子韶关法海集其言行,纂成《六祖坛经》,为禅宗的重要经典。

南派禅宗的创立,使岭南佛教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唐代,岭南寺院、佛徒大增。如天宝年间,“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不到十户即有僧职一名,不足百户即有僧舍一区。其时,岭南名僧辈出,仅惠能门下弟子,著名的就有40余人,其中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五人,号称五大宗匠,后均自成一家,其中以青原、南岳二家弘扬最盛:南岳下数传衍为临济、沩仰二派,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形成了禅宗五派法流,传播于大江南北,且远播海外。除五大宗匠外,较为著名的有再传弟子希迁、惠照,以及惠照弟子惟严、宝通、药山等。宝通又号大颠,贞元五年归潮阳,创建灵山寺,门人传法者千余人,甚至元和年间力主排佛被贬潮州的韩愈亦为大颠之佛理所折服。大颠著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义》、《金刚经释义》,又尝自写《金刚经》千五百卷、《法华经》三十部、《维摩经》三十部。

延至五代,南汉统治者崇 佛教,岭南佛教之盛不亚于前代。南汉王朝以兴王府(广州)为中心,建有上应二十八星宿的28座佛寺。其时岭南名僧有如敏、竟钦、文偃,稍后又有实性、子祥等。文堰为惠能八世法孙,如敏首席弟子,晚年移居广东乳源云门山光泰禅院,创立禅宗五大支系之一的云门派。当时至云门寺参禅学道的,“抠衣者岁溢千人,拥锡者云来四表”。南汉中宗刘晟对文偃十分敬重,曾亲到云门寺拜谒,以师礼相待。文惬弟子澄远、缘密、子祥、实性等,均为禅门英俊,弘化各地,其中实性、子祥、达岸在岭南传法,为南汉统治者所敬重。

至宋代,岭南佛教逊于前朝,可谓盛极难继。禅派南宗力主顿悟,这固然可以使佛教通俗化即在民众中得以广泛传播,佛教思想更深入民间,但同时也削弱了寺院佛教。按照南宗的主张,人们大可不必通过在寺院苦修亦可以悟道成佛。但这一时期,佛教在雷、琼等开发较迟的地区却得到了发展。宋高宗时,有僧琮师,居雷州湖光岩传教;元世祖至元中,临高僧人佛功在琼州传教,以符水济人;元末,胆巴谪居潮州,以密宗咒术弘化。这些僧人道行高深,名播远近,为民众所信奉,使佛教在这些地区较为广泛地得到传播。

明代,岭南理学盛行。按理学本源于禅,禅理相通。理学之盛行,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明英宗时,名僧慧显于清远峡山寺弘化,参契之徒闻风而至。泉州名僧真空驻锡罗浮永福寺,后于光孝寺说法,听者数千人。神宗万历末,明季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德清)被贬雷州,居粤十余年,为御史王安、孝廉冯昌历力邀至光孝寺讲《四十二章经》,往返曹溪,弘扬南宗,中兴祖庭,影响深远。后憨山寂于曹溪,肉身葬于南华寺。其时粤省上至文武官员,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对其仰服。憨山为被贬之身,在岭南尚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岭南佛教之盛由此可见。憨山弟子栖壑,曾参净土宗宗匠莲池大师祩宏,传其衣钵,返广州时,“闻者争谒”,粤中名士陈子壮、梁朝钟延住白云蒲涧寺,四方学者云集。后于肇庆鼎湖山创庆云寺,规模宏壮,僧众繁多,成为粤省四大丛林之一。栖壑弟子元觉(石洞禅师),禅律精通,四方学者亦多与交游。

还有南海宗宝,号空隐,传名僧博山原来衣钵为曹洞派第三十二世,天启、崇祯年间开法于罗浮山华首台,振曹洞之风,粤中名流如陈子壮、黎遂球、张朝公、韩宗騋等,莫不仰其宗风。空隐传法于天然函星和剩人函可。天然先后于广州光孝寺和番禺海云寺弘法,皈依天然者数千人。时值明末清初,广东忠诚义烈之士及学界名流,痛亡国之耻,不愿臣服清廷,遂皈依佛门,多受戒于空隐或天然门下。番禺举人梁

朝钟、东莞举人张二果皆皈依空隐门下;天然门下弟子数千,法嗣今无、今覞、今释、今壁、今辩、今摩、今辯、今摄、今遇、今但,即世称道的“雷峰十今”,皆饱学之士,闻名全国,宣法各地。剩人函可(祖心禅师)于广州北郊黄华寺传教,后因修私史触法充配沈阳,主持各大刹,大振禅风于关外。大批知识阶层人士的皈依,大大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这一时期,明清交替,岭表兵祸近三十年,民力大耗,但大刹名寺如广州海云、海幢、光孝、黄华,六溶,肇庆庆云,罗浮山华首台,琼州圆通院等,均于此时重修或建成,佛教之盛亦可见一斑。清初之平南王尚可喜崇尚佛教以扶植佛教、修建寺院不遗余力,亦是这一时期岭南佛教兴盛的原因之一。

从明天启至清康熙中,为岭南佛教继唐五代后的又一兴盛时期。而康熙中叶以后,各地寺庙寺产多被侵夺,失去经济支柱,佛徒备受官府欺压,加之新学兴起,西教东渐,对佛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佛教遂趋于式微。直到民国初期,各地寺庙大多荒废不修,或被占作他用,寺僧四散,即广州五大丛林光孝、海幢、华林、大佛、长寿等,亦无一完全,僧人减少,所余之寺僧,亦多为念佛修禅和应众做法事,少有研习佛典者。

至民国6年,粤中名士潘达微等延请浙东名僧太虚南游广东,于广州东园为南迁国会议员开席讲法,既得政界支持,由是敬信佛教者渐多。民国15年,潮州人王弘愿在日本得密宗第四十八代祖师权田雷斧传密宗第四十九世传灯大阿阁梨职位,回潮州创“震旦密教重兴会” ,开坛灌顶传扬密宗,后又往广州开坛授法,从受灌顶者数百人。其弟子冯宝瑛亦于广州解行学社授法。唐密在中国得以重兴。民国23年,禅宗泰斗虚云由闽入粤,主南华寺,重振禅宗祖庭,又于民国33年兴复云门山大觉寺。这一时期,各地不少寺院得到修复,一些地区还建立了一些佛教团体。如在广州,就先后建立有佛教救世会、广州佛学会、弘法佛学社、解行学社、广东佛教居士林等,潮州有震旦密教重兴会、汕头佛学会、岭东佛学院,此外还有中国佛教会省分会及各县支会,会员多的达千百众,出版佛教刊物。知识界不少人士对佛教之哲理也进行深入之研究。岭南佛教颇有复兴之势。然近代科学的兴起,新文化新思想激荡其间,崇信佛教者渐少,加之西教日盛,佛教之衰落已成必然。至抗日战争期间,除韶关南华寺、肇庆庆云寺、海康天宁寺等尚能维持香火外,其余均已衰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二、宗派

佛教之在中国,宗派林立。岭南地区历史上,主要有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活动,其中以禅、净两宗影响最大。宋代以后,岭南名寺大刹,非禅即净,或是禅净兼修。禅宗中,又以曹洞支系势力较大,云门临济两支系亦有过一定影响,法眼、沩仰在岭南有无活动,未见文字记载。

(一)摄论俱舍派

梁武帝时,天竺僧真谛来华,居岭南前后几十余年,从事传教和译经。《续高僧传》称,真谛“虽广出众经”而“偏宗摄论”,著有《摄大乘论》等。真谛弟子智恺,陈天嘉中与法泰先后至广州师事真谛,他于摄论尤致力钻研,撰《摄论疏》25卷,并自讲《俱舍论》。真谛另“弟子智敫,循州人,真谛译《俱舍论》时曾预其席。智恺讲《俱舍论》,智敫与道尼等人整理文疏,笃志研习。智敫后为广、循二州僧正,并在循州宣讲《摄论》十余遍。

(二)律 宗

刘宋时,有梵僧求那跋罗东来,于广州工园寺(光孝寺)翻译佛经,中有《伽毗利律》若干卷。这些译经,均对岭南佛教有较大影响。唐初,禅宗六祖惠能于广州乾明法性寺受戒,该寺中有梵僧耆多罗律师为其证戒。至武则天时,有僧贞固,为著名律师,“沉研律典”,在清远峡山寺弘化,中间曾至乾明法性寺开讲律典,“启发甚众”。可见,六朝至唐律宗在岭南地区颇盛。天宝三载(744年),律宗名僧鉴真东渡日本为风漂至振州(今海南),“为大使留住,讲律度人”。后又至端州、广州。至广州时,“太守卢焕率诸道俗,出迎城外,恭敬承事,其事无量,引入大云寺(按:今光孝寺),四事供养,登坛受戒一,……住此一春”。采访使刘巨麟还亲自受戒。后鉴真又在韶州留住三日,北归。其同行僧侣亦均在所至之处,讲习戒律。

(三)掸 宗

梁武帝普通七年,南天竺国王子、中国禅宗的始祖菩提达摩泛海到达广州,创西来庵传教,又于光孝寺传播禅法,后北上建康并入嵩山少林寺。唐初,惠能往蕲州黄梅县东山寺参禅宗五祖弘忍,得传衣钵,返岭南传教,创禅宗南派,成为禅宗六祖,门下弟子四十余人。自此,南派禅宗成为岭南以至全国佛教的主要流派。此后,岭南佛教十有八九为禅宗,占压倒优势。后南派禅宗经传数代,衍为临济、沩仰、法眼、曹洞、云门五大支系,其中云门派,为文偃法师始创于乳源云门寺,文偃弟子子祥、实性于粤北弘化云门宗,参契者络绎不绝。岭南禅宗自唐、五代以后,盛极难继。晚明至清初,憨山、空隐、天然等名僧力振南禅宗风。空隐传博山衣钵,为曹洞宗第三十二世,先后于广州、罗浮山弘教。空隐传法于天然、剩人。天然先后在广州光孝寺、番禺海云寺传教,门徒除“雷峰十今”外,还有名僧60余人,均弘法四方。剩人则于广州黄华寺传教。明代以后,禅宗在岭南,以曹洞一派最盛。粤中名寺,如潮州开元寺、罗浮山华首台、丹霞别传寺、番禺海云寺、广州海幢寺等,均属曹洞派。

(四)净土宗

净土宗在岭南,有文字记载的,以明代栖壑为著名。栖壑为净土宗宗师莲池祩宏弟子,传祩宏衣钵,南返广州,于白云山蒲涧寺播道传法,四方学者云集,“闻者争谒”。栖壑亦曾拜于德清憨山门下,可谓禅净兼持。自栖壑后,净土一派在岭南地区广为传播,影响之巨,仅次于禅宗,各地寺庵,非禅即净,或禅净兼修。据民国35年《广州年鉴)调查统计,广州11所僧寺中,9所属禅宗,1所(西林寺)属净土宗,1所为禅净兼修;36所尼庵中,18所属净土宗。栖壑于肇庆鼎湖山创建  的庆云寺,虽为禅净兼修,实亦为岭南地区净土一派之翘楚,为广东  四大丛林之一。(五)密 宗

唐武则天垂拱年间,有密宗梵僧恭阇梨在广州光孝寺传法,此为岭南有灌顶师莅临之始。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中天竺僧般刺密谛携梵文《楞严经》到广州,房融在光孝寺笔受翻译,为岭南有译本密  宗经典之始。此经后来流传甚广。开元七年(719年),中国密宗创始人之一、南天竺僧金刚智携弟子不空来华,经广州北上洛阳传播密宗。开元二十九年,不空率其弟子含光等37人来广州,在法性寺开坛设场传教,受灌顶者数达万人。天宝九载(750年)不空返国,因疾稽居南海郡凡4年。唐及五代,密宗还在东江、北江一带传播。清孙绳

祖《禺峡山志》载,唐开成中,有密宗僧金刚僧在清远峡山寺传教,此僧“能梵音,弹舌摇锡,咒物无不应”。清阮元《广东通志》载,罗浮山宝积寺门外,有密经《尊胜陀罗尼》石幢,所署年号为五代南汉之乾和三年(945年),可证延至五代时岭南密宗仍广为流行。此后,密宗在中国的流传渐次式微。宋代岭南未见有密宗流传的记载。至元末,始有胆巴被贬潮州,在潮州城内建宝积寺,以密宗咒术弘化,颇受人信奉。及至民国初,广东潮州人王弘愿译日本密宗第四十八代祖权田雷斧《密教纲要》行世,并于民国15年(1926年)在日本获雷斧传为密宗四十九代祖,回国后,先后于潮州创“震旦密教重兴会”,在广州创“解行学社”,与其弟子冯达庵(宝瑛)等致力于密教在中国的重兴,受灌顶达数百人。民国期间,又有红衣派之正宗谱那呼图克图来粤一月余,传播密教。

 

三、寺院

    自佛教传入岭南后,岭南地区历朝均有兴建佛教寺院,每一州县,均有大小不等的寺院。但因年代久远。寺院的数量和沿革已难以考证,著名的有广州之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大佛寺、长寿寺、六榕寺,番禺之海云寺,肇庆的庆云寺,韶关之南华寺,仁化之别传寺,源之云门寺,罗浮山之华首台,潮州之开元寺,潮阳之灵山寺,海康之天宁寺等。

光孝寺,全称报恩光孝禅寺,在广州市光孝路北。为岭南地区历史最久的寺院之一。寺址初为南越王赵建德故居。三国时吴国骑都尉虞翻被贬广州居此,种植了许多苹婆和诃子树,称“虞苑”,又名“诃林”。虞翻卒后,其后人施宅为寺,名制止寺。东晋隆安中,罽宾国三藏法师昙摩耶舍始创为王苑朝廷寺,又称王园寺。唐贞观十九年改称乾明法性寺。唐武宗会昌毁佛,改作西云道富,宣宗大中十三年复改乾明法性寺。宋代,先后称乾明禅院、崇宁万寿寺。宋高宗绍兴七年改称报恩广孝禅寺,二十七年易广字为光字,沿用至今。自东晋以迄唐代,印度来华僧人在寺中译经、说法者甚众。梁武帝天监元年,梵僧智药三藏携菩提树来植于该寺坛前,为中国最早之有菩提树,后菩提树成为中国佛教的象征。武则天神龙元年,西域僧般刺密谛携《楞严经》来,唐宰相房融居寺潜心翻译,中国之有《楞严经》自此始。唐仪凤元年,中国禅宗六祖惠能在该寺作过著名的“风幡”辩论,并在菩提树下削发受戒,寺名声益著。后凡游粤名僧,多在此寺开坛传教。寺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历代所建的殿堂台阁多至20余座,但在四十年代以前大部分废圮,解放后全面维修重建。

    南华寺,在广东韶关马坝以南约四公里;梁天监三年天竺僧智药创建,初名宝林寺。寺背倚庚岭分脉宝林山,面临北江支流曹溪,故世所称之“曹溪”,亦指该寺。寺于隋末毁于兵火,唐高宗时重建。唐中宗时,先后赐改名为中兴寺、法泉寺。宋太平兴国元年重修,赐名南华禅寺。唐高宗仪凤二年,禅宗六祖惠能来寺主持凡36年,弘扬南派禅宗,使该寺成为禅宗的祖庭,声闻全国。惠能圆寂后,葬于曹溪。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憨山、民国时期虚云禅师,均曾在此重振祖庭。憨山圆寂后,肉身亦葬于此。

    庆云寺,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宋至道二年,智远禅师为纪念师祖,在六祖惠能插梅处建梅庵。明崇祯六年始建莲花庵。崇祯九年,栖壑禅师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建,创建庆云寺。清顺治十五年增辟殿堂佛阁,全寺占地1.7万平方米,大小殿房100间。明末清初,名僧栖壑、迹删先后主持该寺。庆云一派,禅、净、律兼持,其僧侣以戒律精严、行解相应著称。清康熙中叶至民国初,岭南佛教衰微,寺庙多荒废,而庆云寺香火旺盛。

    潮州开元寺,在广东省潮州市城内,前身为荔峰寺。唐开元二十六年始建为开元寺。宋、明、清及民国时期多次重修。元代称开元万寿禅寺;明代称开元镇国禅寺,又称镇国开元禅寺;清以后,开元寺和开元镇国禅寺两名随用。寺内藏经,有乾隆御赐清刻《大藏经》七二三二卷。明代至清初,开元寺收徒传继以各教派私承相传。至乾隆元年,罗浮山华首台密因任开元寺主持,立曹洞宗法系传制。民国22年,废除曹洞宗法系传制,立十方选贤制,唯贤唯德者均可推举执职。民国期间,浙东名僧太虚两度在此讲佛。王弘愿并于此寺创“震旦密教重兴会”,使此寺成为密教在中国重兴的中心。著名的岭东佛学院亦设于此寺。

    云门寺,寺在广东乳源县县城北,背倚云门山。寺始建于南汉乾亨七年,是惠能八世法孙文偃禅师的开山道场,文偃于此创禅宗五大支派之一的云门宗。曾称光泰禅院、证真禅寺,后改大觉禅寺,一直沿用至今。因寺坐落于云门山,故世人惯称之为云门寺。文偃于乾和七年圆寂,肉身加漆,于寺内建塔保存。宋、明均有修建。后云门宗渐次衰微,寺亦失修。民国期间,虚云禅师南来,并于1943—1950年任该寺住持,重建寺内殿宇,使之得以重兴。寺内保存的主要碑刻,有南汉大宝元年《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匡真大师实性碑》、大宝七年《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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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岭南为外来宗教入传中国的第一站,同时又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得益于岭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由于岭南地区濒临南海,从汉代开始,海上交通就十分发达。广州一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即使是明清海禁时期,厂州仍保留着“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这就使得包括宗教在内的外国文化得以最早进入岭南。佛教虽然被认为最早是于汉代通过西域由陆路传入中国的,但交广海路仍是佛教入传中国最早的途径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佛教由交广海路传入中国较从西域陆路传入中国的时间更早。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曹旅宁文),且影响更大。据《牟子理惑论》所记,东汉末年岭南的佛教已经相当兴盛。如果佛教不是传入时间较早的话,这种兴盛是不人可能出现的。六朝时期,就有不少来自外国的僧人进入岭南后,又转而北上建康等地传教,其中见诸文字记载、较为著名的就有昙摩耶舍、求那罗跋陀、达摩、真谛等;至唐代;又有南天竺国密宗僧金刚...
· 岭南文化―岭南宗教―道教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在今江苏省)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他出身官宦之家,其从祖葛玄为丹鼎派师祖左元放之弟子。葛洪年轻时相信仙道学说,师事术士郑隐和南海郡太守鲍靓,后留居广州,入罗浮山炼丹,终其一生。他的“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灾却祸,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在《抱朴子》中,除了多方面地论证神仙之存在、可信、可求外,对各种方术都作了宣扬,对长生不老药的采集与制作方法、金丹烧炼法等,都作了较具体的阐述。他还列举了天仙、地仙、尸解仙等之类别,列举了道经、神符之名称,可以说是集神仙思想及方术之大成,蔚然形成了金丹道教的神学理论体系。葛洪的丹鼎派仙道理论的集中提出,特别是对神仙可成的论证,充实了道教理论;他对学仙修道可以不废世俗事务,特别是对儒道可以调和、互相补充的...
· 岭南文化―岭南宗教―基督教
一、发展概况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来到广州传教,为第一个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伦敦会亦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差会。其时,清政府禁止外国教士在华传教,马礼逊遂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在华居留的合法身份,得以往来于广州、澳门之间,暗中进行传教。马礼逊开始时直接在民间布道,但不久即发现这种方式效果不佳,遂转而致力于翻译《圣经》并编纂《华英字典》。至嘉庆十九年,马礼逊译成《新约圣经》,并在广州出版,又得印刷工人蔡高入教,为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嘉庆二十一年,马礼逊的助手米怜于马六甲为梁发(广东高明人)洗礼。梁发于道光三年(1823年)回粤传道,著有《劝世良言》、《救世录摄要略解》等书,自行刊印发送,成为第基督教宣教师。稍后,有麦部思、郭实腊、裨治文、卫三畏、伯驾等外国传教士来到广东。伯驾于道光十五年在广州开设一所眼科医局,又同裨治文等组织医药传道会,进行隐蔽...
· 岭南文化―岭南宗教―方人定
方人定,原名士J,1901年生,广东中山市人。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及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毕业,后专攻美术。1923年入青睡画院,1929年留日,193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研究部,习西洋人体素描。回国后专字国画人物,1938年赴美游历,开画展。1941年与李抚虹等在香港成立“再造社”,并进行画展。1942年在澳门《华侨日报》发表《中国绘画之前途》一文,发挥国画改造论。解放后曾任广东画院副院长。1975年去世。刊有《方人定画集》。
· 岭南文化―宗教信仰―顺德“日娘诞”
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是传说中的“日娘诞”。过去每逢这一天,顺德市一带的妇女,总要聚集在一起,买些香烛果品,到东门外致祭,说是纪念日娘诞辰。这位“日娘”是谁?据《顺德县志》记载:“顺德俗每于岁之八月二十五日,妇女群为日娘称祝,识者笑其不典;盖日而又娘故也。然据故老相传,则别有帮故实。先是东门外,有某妇名日娘者,素工刺绣,女子从学者多,既死无子,其徒弟相率于其生日致祭,八月二十五日,即其生日,故他县皆无之。因其为女红师,故其祀事一邑也。”由此看来,这“日娘”并不是什么神,也并非“日娘娘”,她乃是一位刺绣大师。顺德大良一带的人说得更具体,说她姓陈,日娘是她的小名。家住大良东门城外,无儿无女,当时不少妇女跟她学艺,拜她为师,后来她死了,妇女们怀念她,便在她生日那天拜祖追念,年复一年,日渐神化,后人就以为日娘是神了。拜日娘的风俗,一直续到解放前夕,解放后逐渐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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