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造就澳门文化

    ■远古时代的澳门是一个孤悬海上的小岛，后来由于西江泥沙的冲积，日积月累，在大陆与小岛间形成一道沙堤，澳门于是成为与大陆一径相连的半岛。400多年的开埠沧桑，把这个状似莲花的半岛打磨成"东方钻石"，然而 它的光芒一直因屈辱而黯淡

    澳门半岛古称濠镜，现存史籍中最早关于濠镜的记载见于葡萄牙人皮雷斯于1514年（明正德九年）所著的《东方志》。"澳门"最早见于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大臣庞尚鹏的一道奏疏，但对此名的来历说得比较清楚的，则是明末清初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屈氏认为澳是舶口的通称，濠镜澳的南北有两山对峙，形状如澳之门，所以有澳门之称。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统一了岭南，并设立桂林、南海、象等三郡，其郡下辖番隅、博罗、四会、龙川四县，古代澳门就在番隅县境内。此后随着历代政府在岭南行政设置的变化，澳门的隶属也多次改变。公元1152年（宋绍兴二十二年）是澳门建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南宋政府将南海、番隅、新会和东莞四县各划出一部分建立香山县，澳门也从此隶属香山县直至近代。

    明朝中期，澳门已是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湾泊的港口，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州市舶司迁到澳门，自此澳门"开埠"。

    16世纪葡萄牙人第一次登上澳门半岛时，半岛上人口已达400人左右。海湾入口处，两座建筑物格外引人注目，一座是当地渔民奉祀海神天妃的天妃庙，即妈阁庙，据说葡萄牙人在此泊岸后就是误以为妈阁是当地的名字，而把澳门称做Macau的；另一座则是当地政府向渔民征税的河舶所。

    为黄金而来的葡萄牙人用"铳声如雷"改写了这里的历史。1553年，葡人声称舟触风涛，水湿贡物，借濠镜晾晒，并贿赂海道副使汪柏才得以在澳门暂时居住。据说最初葡萄牙人住在澳门并不缴纳租金，1571年（明隆庆五年）葡萄牙人来澳门贸易时，广东海关官员在衙门外接受税金及贿银。因有其他官员在场，翻译就对海道副使说葡萄牙人带来500两银子缴纳澳门的"租金"。大庭广众之下，海道副使只好让把这笔钱锁进铁柜，上缴朝廷。每年地租白银500两的成例一直延至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此后积贫积弱的清政府终于无力挽救澳门一步步落入由葡人"永居管理"的命运。

    ■随着葡萄牙人入居、租居澳门，基督教的天主教派、新教派等先后传入澳门，加上早已传入中国的佛教、教，世界三大宗教及教派在总面积23．5平方公里的澳门"华洋杂处"，1576年澳门升为管辖几乎整个亚洲东部天主教活动的主教区，赢得"东方梵蒂冈"之称 。

    澳门的佛教澳门的中国居民绝大多数信仰佛教。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澳门居民先后修建了妈祖阁、观音堂、莲峰庙等三大禅院。

    现在叫妈阁庙的妈祖阁供奉的是护航海神天妃。相传天妃是福建莆田县林氏的女儿，自幼聪明伶俐，能预言未来之事，生前不嫁，每当兄长外出航海经商遇风暴，她测知后立即前往搭救。林氏女死后一直显灵，救助海上遇难者。

    观音堂又称普济禅院，明朝天启三年由循智祖师买下山峰，崇祯五年（1632年）建筑的。莲峰庙与观音堂相继建成，最早叫天妃庙，后来又有关闸庙、慈护宫之称，清朝嘉庆年间改为现名。从名称演变看，莲峰庙也是澳门的中国居民祈求神灵保佑的烧香拜佛之处。

    澳门的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1534年8月，天主教徒西班牙人依那爵·罗耀拉、方济各·沙勿略等7人成立了一个叫耶稣会的传教团体，准备沿着新航线建立新教区，到东方各国传播天主教。1552年4月，沙勿略代表耶稣会到中国传教病死途中，成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1568年，教宗庇护五世向澳门派了第一位主教卡内罗，他还建立了澳门第一座天主教堂望德堂。由于卡内罗主教的业绩，教宗额尔略第十三世颁布诏令，成立澳门教区，负责管理中国、日本、安南（越南）的天主教传教事务。

    真正在中国内地打开局面的是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他终于使明神宗收下了他的贡物，礼部安排他在外国使节居住区，并帮助他在宣武门买下一个大宅院，称做"北京会院"，作为传教活动的场所。利玛窦除了在北京传教外，还要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教区的天主教传播事务，这期间国内教徒发展达2500人。

    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澳门教区实际上成为远东各国传教的基地，也是耶稣会向日本输送传教士的中转站。

    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各国知识界先后攻击耶稣会。1773年7月，耶稣会被解散，从此耶稣会在中国内地和澳门也撤退出去。19世纪30年代，耶稣会复会后又来到澳门，但传教之势大不如前，所以至今澳门的天主教徒仅有两万余人。

    澳门的基督教新教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罗伯特·马礼逊教士被基督伦敦布道会派遣，经广州到澳门，传播基督新教，这是基督新教传入中国的开端。马礼逊把《圣经》译成中文出版，还编辑了一些传教布道的小册子。1814年重阳节，马礼逊接受了第一位基督新教徒，是一位名叫蔡高的印刷工人。两年以后，另一名印刷工人梁发加入基督新教，并成为第一位牧师。

    1831年12月，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受荷兰教会派遣，到达澳门传教。他的妻子温施娣是英国人，她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校，后下设男塾。1839年11月，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在温施娣女校的基础上办了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学堂。课程设置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音乐等，学制3至4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容闳曾就读于这两所学校，中国第一个留学英国的大学毕业生、第一代西医黄宽也是马礼逊学堂的高才生，

    基督新教传入中国，正值清朝廷禁教时期，同时天主教徒被禁止与新教教士来往，因此尽管新教教士做了很多工作，但信教人数发展不快，到1831年只有10人。

    ■大批西方国家的传教士随着贸易商船而来，是想使中国人和他们一道信奉上帝，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却产生了一个与耶稣会士传教本意相去甚远的客观社会效果---作为传教士落脚点的澳门，在16世纪至18世纪成为中西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门户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耶稣会士金尼阁到澳门时，带来了7000部西方图书。这些图书内容丰富，涉及科学技术各个门类，包括数学、几何、物理、天文、地理、历法、水利、测量、医学、音乐等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数学的传入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利玛窦辑著的《乾坤体义》是近代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最先。这部书后半部分用比较的方法讲述边线、面积、平圆、椭圆等专论数学。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六卷。此为阿基米德之专著，介绍了近代数学全部的、最基本的知识：几何学、三角学、对数表、代数学、割圆学等，后来修《四库全书》时，不仅将该书收入，而且做了具体介绍。

    天文历法的传入利玛窦用铜和铁做出天球仪与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他在澳门、肇庆等处绘制日晷或者把日晷刻在铜板上，把它送给广东总督陈瑞等友好官员。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方知识很快被徐光启等人所接受，1629年明廷在北京设立编修西方历法的西局，推动中国天文学的进步。

    1583年利玛窦将从澳门带来的世界地图改绘成《万国舆图》，送肇庆知府王泮，并用中文在地图上做了重新标记，还加上了新的注释。利玛窦在绘制地图时，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抹去福岛附近的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的位置移至中央，而欧洲、非洲与南北美洲分列两旁，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这份地图于1584年由王泮在广东出版，这是近代传入中国的第一份世界地图。

    医学的传入澳门是我国最先接纳西方医药、医术之地方。早在1569年居澳葡人在澳门主教卡内罗的主持下，设立圣加扎医院，后又设立圣辣非医院（即白马行医院）及麻风院，这是西医传入中国之始。

    种牛痘先是经澳门葡萄牙医生戈梅斯和地方长官阿利加的介绍，于1805年至1806年间有600多名中外居民在澳门接种。十三行商郑崇谦还翻译出版了《种痘奇书》。1810年行商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集数千金于洋行商馆，请邱喜、谭国等人传种，开中国种牛痘之先声。

    工艺技术的传入据记载，明末清初在澳门、广州常见的西方各种"奇器"有悬挂于三巴寺前定时台二十二辰盘、自鸣钟、日规、月影、刀剑、玻璃制品及各种放大镜、显微镜。现北京故宫保存大大小小自鸣钟数百件，除一些是外国人作为礼品赠送外，其余大部分是由广州工匠所制。

    物理学的传入由耶稣会士邓玉函与中国人王征合译、汇编的《远西奇器图说》三卷，对力学基本原理、基本应用方法做了全面介绍，这是西方工程物理传入中国的开端之作。汤若望用中文著述的《望远镜》，详细介绍了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和工艺流程，是光学物理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著作。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六卷，阐述了西方水利科学的取水、蓄水等力学机械原理，是机械工程物理学中水利学方面传入中国的开端之作。利玛窦的《几何原本》中有关军事学原理、西方武器之介绍，是机械物理学传入中国的开始。

    建筑艺术的传入耶稣会士在澳门建筑的圣保禄堂、圣母望德堂、圣老楞佐堂等十大教堂，开了西方建筑学、建筑术传入中国之先河。澳门西洋建筑风貌传入内地，广东、北京等内地多有仿造。尤以北京圆明园中长春园最为典型。圆明园长春园是意大利会士郎世宁设计，法国人巴德尼等协助建成，因此具有意大利和法国巴洛克建筑浑然弥合之美。

    耶稣会士在中国，出于传教的需要，他们勤恳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并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翻译、注释，带回欧洲印刷出版。一时间，掀起了欧洲人学习、研究汉学和研究儒家古典经籍的热潮。

    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勃尼兹1697年出版《中国近事》一书，向欧洲国家全面介绍中国儒家思想。他说："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

    继利玛窦的《四书》最早的西文译本传往欧洲之后，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译五经为拉丁文。1662年，金尼阁与葡萄牙会士郭纳爵合译《四书》，把《大学》译名为《中国之智慧》。18世纪，19世纪，中文典籍《中庸》、《孝经》、《幼学》、《诗经》、《礼记》、《书经》、《易经》等陆续被翻译出多种版本向欧洲传播。

    《中文概说》是为西方人学习中文而提供的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一部辞书。该书作者是法国会士马若瑟。该书以13000余条例词，对汉字的性质、结构进行深入、详细的讨论和剖析，深入浅出、博大精深，后来西方各国都有译本，至今仍在流行。

    中国古典文学也在耶稣会士到澳门和中国内地传教时，传往欧洲各国。1761年，第一部中国小说《好逑传》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译者是英国商人魏金森。5年以后，该书又被译成法文、德文，从而流传更广。歌德谈到《好逑传》时说："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澳门有一个华南植物园，里面种植荔枝、柑等植物与花草。柑就由澳门首任总督马士加路也于1626年从澳门带往葡萄牙，再通过葡萄牙传到欧洲。西方直到今天仍称柑子为"中国柑"。

    它与岭南文化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与岭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以租赁形式入据澳门，在西方政治与法制文化的影响下，澳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与特点，即开放多元，中西合璧。即便如此，澳门文化仍然植根于中华，岭南文化的特色长期在澳门得到保留和发挥，并占据着主体地位。同时，由于澳门长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桥梁，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价值观念以及教育制度等，通过澳门传入广东，继而扩散到内地，使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16世纪中叶以降的岭南文化与澳门文化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澳门与岭南文化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区域文化研究课题，而且也是16世纪以来中西交通、人类文明进程的个案研究典型，值得学术界重视。

    澳门不仅是中国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和策源地，而且是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而文化精英们在澳门的活动，又大大提升了澳门的文化品格，催化澳门爱国进步文化的成长。澳门与岭南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再次得到体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