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依靠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秦汉以前本地区的原住民和他们的文化进行描述。重点分析陈桥人和浮滨人的文化发展情况，说明他们与现代潮汕人的关系。
    一  4000年以前生活在潮汕地区的古人类
    近年，在韩江口外的南澳岛后宅镇象山麓，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据考古专家推断，这一处考古文化遗址的年代，距离今天在8000年以上。它与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象山遗址采集到的文化遗物大多是长度不到3厘米的细小石器，石器的种类有削割器、尖状器、石钻和雕刻器。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似乎过着一种相当单纯的经济生活，他们用这些细小石器当工具，在海滩上捕捞采集鱼虾贝类作食物。由于这个遗址还没有经过科学发掘，其他遗物很少，对于这个遗址的主人的情况，还难以确凿了解。
    在本区古海岸、古河口附近的沙陇或低台地上，发掘出一些距今6000～5500年的贝丘遗址。其中以潮安陈桥文化遗址，最有代表性。本区另外几个贝丘遗址：潮安石尾山、海角山，澄海内底、梅陇等遗址，与陈桥遗址文化面貌相近，应属于同一种文化。在“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一节，我们描述了陈桥人的生活场景。那么，陈桥人又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物质文化水平上呢?
    在陈桥遗址发现的石器，种类较少。大部分是打制石器，有用河砾石打制而成的蚝蛎啄、手斧状器、砍斫器和敲砸器；磨制石器甚少，只有用细砂岩打制后再磨制的几件石锛。陈桥人在使用石器的同时，也使用骨器。
    陈桥遗址出土的陶器全是粗砂陶。胎色杂，灰色最多，也有红色和黑色的。器形以罐和钵为主。陶器表面磨光，部分施红彩，纹饰多贝纹：一种是利用贝壳的花纹，在陶器表面印出点纹、齿纹，一种是利用贝壳边缘，在陶器上刻画出线饰。陈桥遗址的陶器的特点很突出，1961年发表的报告书就说：“这里的陶器，不论质料、形制和装饰，都和广东及邻近省区一般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有所不同，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实，早在30年代，意大利传教士麦兆良(Fr．R.Maglioni)在海丰沙坑西(SOW)已经发现了有同样特征的陶器，并对它作了描写。继陈桥遗址之后，考古学家又在福建金门富国墩、平潭南厝场和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等遗址中发现了这种“饰篦点纹和贝齿纹”的粗砂陶器。这些发现在大陆未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而在台湾和国外却有很大的反响。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就对这种陶器的文化性质作了说明。他说：
        这几个遗址出土的陶器，从器形和纹饰上，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五千年到二千年前这一段时期之内的一个新的文化，与华北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平行存在。因为富国墩的发现而导致这个文化的新认识，我们不妨称之为富国墩文化。目前这个文化的分布，北到闽江流域的溪头，南到广东东部的海丰和潮安，中间包括金门富国墩与平潭。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与这个富国墩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两种文化的显著特征都具备的遗址在台湾有台南八甲村，在福建有平潭。这是两个文化， 还是一个文化的两种类型，现在还不敢说定。如是后者，不妨把这整个文化称为大坌坑文化，下面再分两个类型，即大坌坑类型与富国墩的类型。
        从大坌坑文化的核心区域(台湾海峡两岸)向西，沿着广东的海岸一直到越南有不少时代相当的遗址，以绳纹陶器为特征，并有典型的双道或三道的篦划纹，但用贝壳缘部作为篦具的划纹，在已知的考古文献中似乎罕见。
更让学者们感兴趣的是，包括陈桥遗址在内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种?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台湾的民族考古研究引起的。汉族人歇台湾岛的时间，在明末。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台湾的原住民，居住在平原地区的，被称作“平埔族”那一部分，汉化了；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汉化程度很浅，至今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高山族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在太平洋众多岛屿上面的一个大的语系。它的分布地域相当辽阔，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水域的四分之三。学者们对使用南岛语的民族的来源，分别从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学家研究的结果表明：南岛语族的祖先，应该是住在热带的海滨地区；他们已经懂得种植芋、薯、稻、粟和果树，也进行狩猎，浅海的捕捞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更占据重要位置；他们能够制作陶器，有石、木、竹器工具，使用蚌贝；他们懂得纺织，有树皮布，居住在干阑式的房子里；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很发达。由于台湾的环境特征与上述研究结果吻合，高山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切。“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些遗址所反映文化内容，与语言学家所拟测的原始南岛语族的文化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包括陈桥遗址在内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现代使用南岛语的民族的祖先。另外，也有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高山族的祖先，是分成好几批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到台湾的。其中年代最早的，大约在距今6500年前，最迟的大约在2000到2500年前。
    在台湾是否是原始南岛语族的老家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各持己见。但是，原始南岛语族的老家在中国东南沿海，基本是他们共同的看法。唯一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陆东南沿海的原始南岛语族后来为何销声匿迹?他们到底哪里去了?已经有一些学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不过，问题的最终答案恐怕还有赖于更深入的、多学科的研究才能得到。然而，无论如何，陈桥人不是现代潮汕人的祖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本区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比较多。从总的情况看，这一时期本区的考古文化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与陈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本区考古文化接受了来自北方和东北相邻地域考古文化的影响。揭阳宝山岽和金鸡岽两个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瓦形足和丁形足的夹砂陶鼎、泥质陶豆、盘、罐，在分布于粤北和赣江流域的“石峡·樊城堆文化”遗址中，也可以见到同类器物，足见这一时期本区与粤北和赣江流域的原始文化已经开始交流。在前一时期，陈桥人所属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与位于这个文化东北面的河姆渡文化，文化内涵有很大不同。而在这一时期，本区很多文化遗址都有鸡形壶出土，其中以普宁后山文化遗址所出最为典型。在与陈桥文化同时的河姆渡第三期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叫做“垂囊盉”的器物，就是鸡形壶的祖型。另外，在上海、浙江、福建的一些考古遗址土的鸭形壶，也与鸡形壶有密切关系。说明这一时期本区已经接受来自东北的河姆渡文化的影响。  
    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本区的古人类，显然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陈桥人相比，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而与相邻地区在文化上有了更多的一致性。
    二  浮滨文化的主人
    1974年以后本地发掘出数目较多的被称作“浮滨文化”的考古文化遗址，这类遗址的年代，稍后于后山文化遗址，距今约3400～29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浮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刚好与现代闽南语系(福老民系)分布的区域相同。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中可以分析出浮滨文化的主人在经济、社会、文化背面的发展状态。
    从经济形态看：一，浮滨人已经踏进了青铜文明的门槛。许多浮滨文化期的墓葬，都出土了青铜武器和青铜工具。在福建南安大盈寨山甚至有成批青铜器发现，包括有戈五种，戚一件，匕首二件，矛一件，有段锛二件和铃八件。有些遗址还发现浮滨人冶炼铸造青铜器的迹象。二，浮滨人的制陶技术很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装饰手法简单。另一方面，浮滨文化的主人又能够制作大型的陶器，如大口尊；而且已经掌握了施釉技术，能够生产施釉陶器。三，浮滨人继承了在他们之先生活在本区的原始人类的航海传统，发展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目前在珠江口两岸地区发现的一些浮滨文化遗物，如香港大屿山蟹地湾出上的釉陶豆，应该就是通过海路从浮滨文化区输入的。
    从社会形态看：一，浮滨文化遗址的墓葬形式，不是像本区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那样，有基本相同的朝向和规格；一般都是在一个墓地里，大型墓居于中心，殉葬品较多，中小型墓围绕大型墓，分布周围，殉葬品少。这种墓葬形态反映浮滨人已经进入了等级社会，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集团。二，在揭阳的浮滨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石质牙璋，牙璋是礼器，用于向上帝和祖先神明告成功，有着权杖的作用。这也说明浮滨人的社会中明显地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三，在男性浮滨人的墓葬中，随葬品一般都带有武器，在饶平，有三分之一的墓随葬戈或矛。这种情况反映了浮滨人的社会，有一种尚武的习俗。这或者可以说明，当时的各个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较为频繁地发生。
    从文化形态看：青铜期和施釉陶的制作，礼器的出现，都说明浮滨人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浮滨人进入文明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刻划符号的出现。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近三十种刻划符号，它们多刻划于器物的肩腹部及豆把上。目前所见的这些刻划符号一般都是单个存在，很难确认它们就是文字。但是，使用符号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说明浮滨文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中原商文化对浮滨文化的影响，是以江西吴城商文化为中介而实现的。青铜戈、大口尊、釉陶这类遗物在形态上的接近，和众多相同的刻划符号，都反映吴城文化与浮滨文化之间关系的密切。但是这种中原商文化因素已经融合于土著文化，发生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是南方地区众多青铜文化中的一种。饶宗颐教授曾经就浮滨刻划符号的“王”标记，推断说，这“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饶教授这里所讲的越族，指的应是当时生活在南方地区的百越民族。宋代欧阳忞所著的《舆地广记)第35卷《广南东路》说：
       潮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
从本区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存看，春秋战国时期遗存的文化形态比较一致，与南越族基本相同(详后)。《舆地广记》的说法有点问题，但如果将本区“为七闽地”的时间前推到西周，与浮滨文化联系起来，倒是近于事实。“七闽”这个词，最早是在《周礼》里面出现的，汉代大儒郑玄认为七闽是七个臣服周朝的闽邦国。他引用《国语·郑语》“闽芈，蛮矣”这句话来作注解。芈是楚国姓，郑玄认为，闽和楚是南方蛮族的两个支派。江西在商周属楚地，从吴城文化和浮滨文化的关系来看《国语》“闽芈，蛮矣”这句话，是满有意思的。它给我们启示：浮滨人所建立的王国，可能就是古文献所说的“七闽”邦国之一。
    闽、芈(楚)、越是一种区别的讲法，笼统而言，都可以唤做蛮或者百越。看来，浮滨人是当时杂处在南方地区众多百越种姓的一种，浮滨人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浮滨文化遗址的分布，同现代使用闽南语的福老民系的分布区域相当一致，但是，还不能够确认，浮滨人和现代潮汕人在血缘和文化上有多少关系。
    距今2700～2200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考古遗址，南越族特有的夔纹陶器和越式青铜兵器大量出现。比较典型的文化遗址，有揭阳埔田马头岽上层、揭阳地都蜈蚣山②A层、揭阳仙桥赤岭口、揭阳云路石厝岭、揭阳曲溪金山顶、潮安归湖神山，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都是几何印纹陶，并且毫无例外的都有夔纹装饰，大部分有米字纹饰。另外，在揭阳埔田茂林山、揭阳仙桥平林、揭阳云路中厦、揭西坪上赤岭埔发掘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夔纹和米字纹陶，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斧、钺、剑、戈、矛、镞等兵器。夔纹是南越族陶器特有的纹饰，春秋时期遍布整个珠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兵器，如中厦墓带“王”字标记的青铜矛，也是西江流域常见的。这表明当时来自西边珠江流域的南越文化影响了本区固有的土著文化。这种影响是剧烈的，替换式的，例如揭阳埔田马头岽上层和地都蜈蚣山②A层遗址中，这种新文化形态就将土著的浮滨文化整个地覆压在下面。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南越文化以很强劲的势头渗入本地，并改变了土著文化的面貌。其次，春秋时期流行于吴越的米字纹，在本区出现；中厦村战国墓出土的原始瓷，也和上海、安徽出土的同类器相近似。这又显示了来自东北的吴越文化的影响。上边说过，在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联系这一时期本区考古文化面貌变化的剧烈，可以断定，这种变化是越国人在珠江流域立足后，进入本区，或者直接抵达本区而造成的。南越文化对子滨文化的替代，可能通过南越人对浮滨人的征服而得以实现，出土的众多青铜武器，便显示了当时军事气氛的浓烈。
    从这一时期开始，南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本区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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