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往事越千年，沧海变桑田。在走马灯似的朝代更迭中，洛阳城几度兴废，屡废屡建，多少故事湮没于灰飞烟灭间，惟余那些古老的城址，尚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洛阳为十三朝古都，古城遗址众多。夏都二里头和商都西亳以前已经见报，今起说说周王城、成周城、汉魏故城、隋唐东都、金元老城五处城址。
    这五处城址，是洛阳都市发展的脉线，也是洛阳历史的脊梁。扛着几千年的荣辱兴衰，沉甸甸地向我们走来的，是时代变迁的壮丽画卷。
    千年帝都史，先说周王城，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涧河之畔。
（正文）
    外地人来洛阳，如果时间充裕，钱包里又很富裕，一般要到王城公园转转，到天子驾六博物馆看看。这一转，一看，不经意间，就把一个古时都城的遗址，从西往东大概丈量了一遍。
    这座都城，名叫王城，是周室东迁之后落在中原大地上的第一个都城符号。王城公园之所以被冠名“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之所以敢称“天子”，盖因它们身在这个“符号”的圈定范围之内。
一
    “凤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灵？
    赖先人兮恩泽臻,于胥乐兮民以宁。”
    传说当年王城建好之后，凤凰翔舞，。周成王手舞足蹈，作了一首《神凤操》，以示内心雀跃之情。
    如今的王城公园，不见凤凰翱翔，只见孔雀开屏，牡丹吐芳。至于天子驾六博物馆，虽有几把白骨证明昔日天子出行的盛况，却只更衬出那个王朝转身时的凄凉。
     宫殿、市集、太庙……什么都没有了，能供今人凭吊的，只剩下一些似有若无的蛛丝马迹。市文史专家徐金星先生说，东干沟村还留有周王城城墙的残迹，于是我跑到东干沟村。可是，我只看到一段压在大土冢下的残垣。
    只这一段残垣，已是奇迹。《括地志》说：“故王城，一名河南城……周公所筑。”周公乃西周人，大概生于公元前11世纪。据此推算，王城起建至今，已有三千多年。 三千多年，足以把任何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捏成粉末！
    但王城的营建者可不这样想。在他们眼里，王城就是“永久”的代名词，能给周王朝带来长治久安的好运。
    大凡都城的兴建，多与军事需求或政治需求有关。王城也不例外。
    西周的都城，本在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公元前1027年，武王伐纣，周朝取代了商朝。辽阔的东方疆域的开拓，要求统治重心随之东移。于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开始困扰周武王，那就是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广大领土。
    权宜利弊，周武王先在如今的洛阳地区筑了一座小城，取名洛邑，派人镇守殷商的“顽民”。洛邑建好之后，周武王亲自巡视了一番，认为城市规划不错，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于是满意地离开。
    不料，回到镐京之后，周武王就开始失眠了。他在心里把洛邑与镐京仔细做了一番比较，觉得洛邑比镐京的地理位置更好，更适合作为周朝的都城，从此便“自夜不寐”。
    就这样闹了一段失眠，周武王抱憾驾崩。他的儿子姬诵即位，是为历史上的周成王。周成王很孝顺，他决心要实现父皇的遗愿，于是便召来自己的两位叔叔——周公和召公，让他们主管复营洛邑，建造王城。
    周公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忠臣。以他的德行和威望，本来是可以登上天子宝座的。但他却甘居臣位，死心塌地地辅佐周成王。
     据《尚书》记载，周公和召公登上郏山（即邙山）察看洛邑城址。那时侯，没有测量仪器，周公就用绳子取直城廓和街道，并用一种叫做“土圭”的简陋仪器，于夏至之日测量日影，证明洛邑居于“天下之中”，的确适合建造王城。
    经过占卜，新城址被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此地位于伊洛盆地中心，水源丰富，土壤肥沃；而且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
    周公挑选了一批精壮劳力，开了一个动员大会。公元前11世纪某个良辰吉日，一干人等各就各位，破土动工，营建王城。
二
    整个王城的兴建，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如果从高空俯视，你会发现，它的平面近于长方形，“南北九里七十六步，东西六里十步”。北城墙从东干沟村的那个大土冢处东行，至火车站东大约1公里处，全长约2890米，墙外挖有城壕；西城墙迂曲向南，长约4200米。照此推算，天子驾六博物馆，大概位于王城的东北部。
    王城内的建筑布局相当规整。四面城墙上各有3个城门，共12门。城内有经、纬道路各9条。这些街道很宽，据说每条大街都可以并行9辆马车。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共有5门，内有6寝。王宫左边建有宗庙，右边建有社坛；宫前是朝会用的殿堂，宫后是商业市场。都城以南30里处还设有明堂。明堂很大，9尺长的桌子，东西可放9个，南北可放7个。
    其实，如今看来，这座王城的建筑规模并不算很大，建筑格局也并不怎样精巧。但以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来看，它却堪称完美。正因如此，周成王才会欢呼雀跃，兴致勃勃地写下那首《神凤操》。
    写诗还嫌不够，周成王还把传世国宝——九鼎，由殷商的旧都朝歌（今淇县）搬到了王城。
    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最初本是盛装食物的器皿，形状多为圆的。后来，它的形状由圆变方，功能也发生改变，从“饭碗”逐渐演化为重要的祭祀礼器，与国家政治扯上了密切关系。
    九鼎，相传乃夏禹所铸，由3件圆鼎、6件方鼎组成。鼎身上刻有九州山川名胜，象征全国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由于意味特殊，自其问世以来，便成了传国的宝器：夏桀昏乱，它就迁到了商朝；商纣暴虐，它又迁到了周朝。
    却说周成王专程从镐京赶来，杀了两头红色的牛，祭祀。然后指挥部下，将这象征王权的九鼎，小心翼翼地运进了王城。由于九鼎是从王城的正东门进入的，所以正东门又被称作鼎门。
    周成王定鼎王城之后，并没有马上入住中原。反是周公，长住王城，镇守东方。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周公总结前代经验，“制礼作乐”，规范了国家的典章制度。因此才有后来“孔子入周问礼”的典故。
    王城自此成为西周的陪都，地位仅次于镐京。周王每年都要到这里接受东方诸侯的朝拜。
    这样又过了几百年，到了公元前770年，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下，周平王作别了世代所依的关中沃土，东迁洛邑，都居王城。历史的车轮由此驶入东周车站。王城，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王城”。
    话到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个问题：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周平王东迁之时的王城，未必便是周公营建的王城。换言之，东周的王城，与西周的王城有可能不是一回事。
    是不是一回事，那是考古学家们需要继续研究的事，此处暂不深究。不过，要说东周王城与西周王城绝对没有关系，恐怕，东周王城广场上的那座周公像，先就要跳出来反对。
三
    周公营洛邑，本为使周朝长治久安。周平王东迁洛邑，也不可谓不英明。可惜换个地方摆龙椅，并没能使周王室交上好运。由于国家领导人昏庸无能，东周最终还是走上了没落之路，诸侯纷争，天下大乱。
    那些诸侯王，一边指挥军队搞武装叛乱，一边以最现实的方式——拒绝上缴“公粮”，向周王室施加压力。东周有数百个诸侯国，可是到了战国之时，周家天子竟只能吃七邑之俸，天子威严几乎荡然无存。
    看过上期《崤山大战：交战沟里伏兵起》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文中的一个细节：按照周礼，各诸侯国的军队经过天子所在地时，兵车上的三名成员，除了中间的驭手需要继续驾车之外，其左右的两名士兵必须下车，脱下头盔拿在手里，向周天子致敬，走过天子的城池才能上车。可是秦国部队经过王城的北门时，既不卷甲，更不束兵，大模大样地展示自己的军威，丝毫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周襄王气得干瞪眼，却毫无办法。
    其实，秦国部队对待周王还算客气。要论嚣张，楚庄王才是第一。这楚庄王名列“春秋五霸”，一心想当“霸王”。他不光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还想把天子踩在脚下。《史记·周本记》记载了一个“楚子问鼎”的故事，说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陈兵洛邑。周定王派人为他举行欢迎之礼，楚庄王公然蔑视周王，居然问九鼎之轻重，意欲取代周王而定天下。多亏王孙满应对机智，这才打发走了压城的楚兵。
    区区一个诸侯王，敢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可见所谓的王权可怜到了何种地步！
    这之后，周王城又在风雨飘摇中支撑了数百年。至周敬王时，迫于形势需要，东周一度迁都于王城东边的成周城，其后于周赧王时又迁回于王城。
    在那长达数百年的动荡背景之下，周王城萧然而立，颇为忠实而又颇为尴尬地扮演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重要角色。凄风冷雨三百年，阅尽了世事无常，看惯了花开花落。
    如今，淤堵的涧河，变成了现代“龙须沟”；周王城的风流繁华，也已成了藏于地下的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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