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山”之名起源很早，早在《山海经》之上，便有“国山”之名。不过当时的所谓“国山”，只是一部落圣山而已。延至三国东吴，开始出现了封建王朝法定的“国山”。到了近代，随着现代国家观念的加强及民族观念的自觉，评定中国“国山”呼声日高。那么，在中国境内的名山大岳中，有哪一座山堪当“中华国山”呢？老舍先生以及现代学者徐守揆、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作家贾平凹等均曾先后认为，当推东岳泰山为国山。今拟继诸家之后，对“国山”应具备的要素以及泰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试作阐述：

　　泰山与中华历史

    “中华国山”首先应具备的，便是“历史的连续性”。也即是我们所认定的“国山”，必须是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大多数中央政权承认的域内第一山。

    早在上古时期，泰山便是重要部落的聚居地，尧舜时期已将岱宗作为巡狩四方（四岳）的首巡之地。周代立国后，将天下九州各确定一座名山为其镇山，其中所定兖州的镇山便是泰山，泰山作为一州之镇的政治地位已然确定。西周中国的山岳祭祀开始制度化和等级化，规定唯有周天子与鲁公方有权力致祭泰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论：“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封禅，也就是向泰山朝拜。比帝王都还要高一等，因而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泰山作为中国名山的代表，在大一统王朝中首度得到确认，也即从一州之镇开始升格为九州之望。

    一般认为，“四岳”的观念在上古已现雏形，《尚书·舜典》所载大舜所巡四方之山，可能便是“四岳”的先声。泰山不仅名列四岳之一，且因是君主首巡之地，地位已有突出其他三岳之势。五岳制度定型于西汉。汉武帝前后八次封禅泰山，遂使泰山地位凌驾于其他四岳之上。至汉宣帝时，诏令定五岳之制，泰山不仅名列五岳之首，而且祭祀规格亦明显高于其他四岳，这是首次以国家政令形式，明确了泰山作为中国第一山的神圣地位。由于这种种因素，最终促使泰山在两汉之际，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山岳。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有山川崇祀制度，列祀典之首者，尊之为“宗山”。泰山自秦汉时成为“宗山”后，除去个别时段（如武周）外，基本上于历朝都延续着这一山岳地位。

    在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中，不仅曹魏、两晋等中原王朝完全宗承先代的祀岱制度，就连十六国中的后赵、前秦、南燕及北朝魏、齐也莫不赓续泰山庙祀。隋文帝更亲赴泰山，设坛致祭。唐高宗、唐玄宗都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玄宗并加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继之又在御制《纪泰山铭》中，申述了其“五岳之伯”的首山之位。宋真宗出于政治需要，在位期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告成之后，先后加封泰山神为王、为帝，使泰山神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一级。明孝宗在御制《东岳庙碑》中礼赞泰山为“群岳之长”，称其“奉我胤祚，光我化甄”，再次昭示了泰山为大明之“宗山”。满清政权兴起于长白，称斯山为“皇清亿万年发祥重地”，但入主中原后，在文化上加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为此康熙一方面宣称“泰山山脉来自长白”，从地缘上来说，满汉实为一体，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另一方面亲祀泰山，行二跪六叩之礼，其尊崇仪礼，已超越明帝。其孙乾隆更十次巡幸泰山，六次登祀岱顶，创下了帝王祀岱的最高纪录。乾隆并在记碑中宣称：“泰山位长群岳，称宗最古，表望最尊。”变相认同了泰山在清所居“宗山”之位。

    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其从“镇山”、“岳山”、“宗山”，直到拟议“国山”，可以说在各个历史时段，其山无不占有显赫位置。泰山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乎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

    泰山与中华地域

    国内名山之中，真正影响能遍及中国全境者，唯有一座泰山。泰山信仰本属山东半岛的地方信仰，由于这一地区为中国文化重心所在，其崇祀渐为中原王朝所接受，泰山信仰也由中原、北方继而又扩展到江南与边疆，由地区性崇拜演变为全国性信仰：

    泰山信仰首先兴起于远古山东的东夷部族中，随着夷夏交融而扩展到中原地区。两汉泰山治鬼的观念已在中原盛行。唐代东岳行祠制度开始后，庙祀由山东而渐及北方各州县，唐代的河南、河东、河北等道——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南、山西、河北等地，都是较早建立东岳庙的地区。

    泰山信仰传播的第二重区域，是中国南方地区。五代两宋时期，由于江南开发与中原移民，泰山信仰由北而南，东岳庙祀在南方开始兴盛。特别是宋室南渡，将东岳崇祀大力在江南推广，更使得南方一跃成为泰山信仰的又一重镇。

    随着历代王朝对边疆的开发，泰山信仰也开始向边境各地传播。元代，东岳庙首先构建于漠南蒙古；明立国后，云南、贵州、广西、宁夏等地先后纳入版图，包含有东岳庙的官方祭祀体系在上述地区推行。在中国的众多名山中，只有“东岳之庙，遍于天下”（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其信仰地域的广泛性，是其他名山所无法匹敌的。

    泰山与中华信仰

    名山信仰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但在具有多种宗教传统的国家中，“国山”的信仰不能仅局限于一种宗教，而应被不同的群体所接受。中国传统信仰以儒、释、道影响最大，而泰山分别是儒家的“圣山”、道教的“仙山”与佛教的“灵山”——

    儒学与泰山具有着多重联系。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被认为是孔子借泰山之至高无上、至尊无比而抒发自己高瞻远瞩、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孔子《临终歌》中言：“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更自视为泰山的化身。儒家另一位圣哲孟子，也被视为泰山气象的体现。由于儒家圣贤与泰山的文化渊源，因此后世莫不视泰山为儒学之圣山。清人汪志伊对孔子与泰山的关系作过生动概括，他道是：“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在世人心目中，泰山与儒文化血肉相联，巍峨泰山正是夫子之学的精神象征。

    泰山被纳入道教信仰，源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方仙道活动。泰山在信仰方面具有主生主死的“功能”，因此众多方士皆把泰山鼓吹为仙人之山，秦汉帝王将封禅地点锁定泰山，与其为“不死仙山”也有一定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泰山也被正式纳入确定后的道教名山体系之中。唐道士司马承祯奏请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试图以道教理论来改造国家泰山祭祀。宋代之后，道教之泰山信仰与国家之泰山信仰日渐融为一体，元明时期王朝致祭泰山的祀典多由道士代行，上下岳庙也均为道士主持。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等泰山神衹更莫不被拉入道教的神仙系统。因此在世人心目中，几无不把东岳泰山视之为道教之山。

    佛教对泰山的崇奉，源于一段有趣的文化“对译”。佛教教义有一项地狱观念，其名在梵文中写作“捺落迦”、“泥犁”，名义为汉人所难晓。来自康居国（中亚古国）的高僧康僧会在翻译释典时，便借用泰山主死的信仰，用“太山”、“太山狱”、“太山地狱”来译写梵文。胡适指出：“这位传教士用‘太山地狱’等字来翻译‘捺落迦’、‘泥犁’，不是他没有仔细考量过的，（而）是一位佛教早期传教士的‘方便法门’。”此一对译后来为其他佛经翻译家所采纳，中国泰山信仰遂与印度地狱信仰相与合流。这大大增加了泰山在佛教中的地位，成为其教威严神秘的“灵魂之山”。

    一山而同时被“三教”所尊崇，这在中国山岳中确是十分罕见的。也正是泰山本身所具的“宗教兼容性”，从而使其具有了超越任何一种宗教范围的广泛影响力。

    泰山与中华精神

    泰山之所以被世人推举为“中华国山”，除去它的历史之久，信仰之广，影响之大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泰山与中华民族情感、民族意志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息息相关。

    泰山拔地通天的巍然雄姿，激发了人们登攀向上的渴求。正是在不断攀援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通过攀登的感受，促使人们努力进取，自强不息。对此古今哲人都有大量的论述，从孟记录的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等，都精辟地揭示了这一主旨。

    由于泰山给人以凝重、稳重的视觉感受，在古人“君子比德”的思维下，泰山就成为某种高尚人格的象征。汉代史家司马迁便振聋发聩地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一譬喻，成为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献身。

    秦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论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类似的表述还有“泰山不让砾石”、“泰山不自高，因丘垤以成形”、“泰山元不让微尘”，都高度礼赞了泰山包含万物、博大虚怀的气象。

    登临泰山，最为激动人心的莫过于那雄浑澎湃的日出奇观了，她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至于形之梦寐、牵之诗魂。这一对泰山日出的无比崇拜，正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意识的集中体现。

    泰山“雄重盘礴”的山体，自古以来就是稳定安宁的象征。汉代刘安便有“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之说。从此泰山成为体现“国泰民安”此一民族价值观念的最佳载体。泰山之下所置州府，均循此意而命名为“泰安”，岱顶丈人峰上有题刻曰“国泰民安”，正切中泰山文化的这一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