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敢当"信仰是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所共有的将刻有 "石敢当"或相似字样的各种形态的石（如自然石、石碑、石人等）置于特定位置（如砌于房屋墙壁，置于桥头要冲、房屋一角或村落路边等）来镇宅（或镇寨）驱鬼的民间习俗。

    从时间上看，它至晚产生于唐代；从分布范围上看，它不仅存在于中国的晋、冀、豫、鲁、江、浙、闽、粤等省份，而且远播海外。作为一种存在历史久远、分布广泛、形态多样的民俗，"石敢当"信仰一直是中国民俗学（包括古典民俗学、近代民俗学和当代民俗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曾对当时的"石敢当"信仰进行考察并记载于典籍，流传下来的那部分成为当今学者研究这一民俗的珍贵文献。近代中国民俗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重要刊物《民俗周刊》共出一百二十三期，其中信仰民俗三十七则 ，而"石敢当"便是其中一则。这一时期研究"石敢当"民俗的学者有邓尔雅、汪宗衍、王成竹等，他们也是近代研究"石敢当"信仰的先驱。当代研究"石敢当"信仰民俗的学者也有不少，其中还包括部分外国学者。"民俗学的主要学派有人文学派、心理学派和人类学派 "。应该说，当代研究"石敢当"的学者都属于人类学派。他们的研究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一、"石敢当"信仰是怎样存在的？二、"石敢当"信仰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存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运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对"石敢当"民俗信仰进行探讨和阐释。

     对"石敢当"信仰的历时性研究

    一、"石敢当"信仰在纵向传承中的变异

    尽管目前学术界就"石敢当"信仰产生的时间争论不休，但普遍认为它的信仰源头为古代的灵石崇拜习俗。"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石器时代，石头既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又是重要的武器。由于石头在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处于原始崇拜时期的人们容易对石头产生出神秘感，当作神灵来崇拜。据记载，商周时代，灵石崇拜成为社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我国白族、羌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中，至今仍可看到社石崇拜的遗俗。而流传至今的"石敢当"传说中也有部分将其描述为解煞辟邪、降妖除魔的灵石。建立在远古灵石崇拜的基础上，"石敢当"信仰经历了三次复杂的历史合流。

    1.虚拟之名与镇宅石功用的合流
    出现在西汉史游《急就章》中的"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 ，是关于"石敢当"的最早记载。有学者据此认为西汉甚至西汉以前即有"石敢当"信仰习俗，笔者不以为然。《急就章》同后世的《千字文》、《百家姓》类似，是儿童启蒙用的识字课本，书中以韵文形式排列了许多常见姓氏，姓氏后皆有虚拟之名，所以《急就章》中"石敢当"的"石"应是姓氏，"石敢当"是为举例而虚拟的名字。之所以说其为虚拟之名，是因为有学者表示，"查了很多古书，也找不到一位汉代和汉代以前名声很大的无敌英雄石某某" 。而自此至南北朝期间关于镇宅神石的记载中也无一处提及石敢当，因而认为西汉或西汉以前即有"石敢当"信仰习俗的说法证据不足。

    虽然汉代无石敢当镇宅，但已有丸石镇宅的习俗。汉《淮南子o万毕术》载："丸石于宅四隅，则鬼能无殃也。"商周时代起，鬼神之说即风靡华夏，人们生活得战战兢兢。后来人们悟出，"山川之灵，足以纲纪天下者，其守为神"，山不能被移动，但山石可以移动，于是出现了用丸石地下鬼灵的风俗。北朝瘐信《小园赋》载："镇宅以埋石"，指明石块最初是埋在地下的，而不是像石敢当般立于地面或砌于墙中。由上可见，汉至南北朝期间的"丸石镇宅"尚未人格化，属于山石自然崇拜范畴。

    至唐朝，石敢当与镇宅石开始第一次合流。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宋代庆历年间，福建蒲田县令张玮维修县治，挖到一块石头，上刻"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这一发现是"石敢当"与镇宅石功用合流的确凿证据，且证明唐朝时"石敢当"灵石不仅能镇鬼，还能保佑升官、平安、社会风气良好等。

    2.镇宅神石与人物石敢的合流

    在一些民间传说中，"石敢当"为人物（而非灵石），他或者是某一朝代护主有功的英雄，或者是擅长除妖的石匠等。部分信仰"石敢当"的人们也将他作为一位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崇拜和信奉。这种信仰观念与石人形式的"石敢当"实物共同反映出"石敢当"有一个人格化的过程。
据记载，历史上有英雄名为石敢。《旧五代史o晋高祖本纪》载："晋高祖镇常山，唐明宗召赴阙。会闵帝出奔，与晋高祖相遇于途，虽俱入卫州，泊于邮舍。闵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锤立于晋高祖后。乃有变，敢拥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室，敢寻死焉。帝率众杀尽闵帝左右，遂免晋高祖于难。"《新五代史o汉本纪》中也有类似记载。此处的石敢与镇宅神石并无关系。

    明杨信民《如源珠玑》中写道："五代刘知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闵帝出奔，遇于卫州。知远遣力士石敢当袖铁锤侍。晋祖与闵帝议事，知远拥入，石敢当格斗而死，知远尽杀帝左右，因烧传国玺。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头冲要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字，以捍居民。"前后记载了同一段史实，但后者已将五代勇士石敢写为"石敢当"，并把他与石敢当灵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镇石"石敢当"的人格化。

    3."石敢当"信仰与泰山崇拜的合流

    "石敢当"习俗至晚于清代与泰山崇拜合流。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记述："国朝王渔洋山人《且介亭杂录》云，齐鲁之俗，多于村落街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而名之曰石大夫。按：此五字，南中亦有之，而无医病之说，亦无大夫之说。"这说明清代时不仅齐鲁地区，南方地区也出现了泰山石敢当，尽管当时南北功用并不一致。

    石敢当被冠以"泰山"字样，首先应归因于泰山独特的文化内涵。泰山在古人心中是不可替代的神山。我国远古就有黄帝升封泰山的传说，后经历代皇帝封禅，泰山祭逐渐成为国祭。秦汉以后，泰山文化在上层建筑领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泰山被认为是"群山之长"，"五岳独尊"。泰山山石崩裂被看作易君换代的象征。孔子发出"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的感叹后，历代文人纷纷登临泰山，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其次，泰山也是汉民族传说中的地狱所在。《方器物识小录》载，有出土的东汉镇墓文："生人数西长安，死人属东泰山。"泰山是治鬼之山，在"石敢当"前冠以"泰山"二字，实质上是把泰山的权威赋予灵石，加强其镇邪功能。

    通过追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泰山石敢当"信仰在纵向传承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以及今日"石敢当"信仰形成的过程。笔者以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石敢当"信仰的历史演变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它经历了由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复杂的漫长的演变过程。

     二、"石敢当"信仰在横向传播中的变异

    "石敢当"信仰不仅广泛存在于汉族地区，在满族、仫佬族、羌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体现；它不仅广泛分布于中国，而且远播海外，在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极为盛行。几乎每个地区的"石敢当"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总体上看，"石敢当"信仰习俗以非常多样的形态存在

    "泰山石敢当"信仰在闽粤沿海很是盛行。它在传播中与福建沿海的风狮文化相结合，出现了造型多样的"泰山石敢当"，有的在石狮上雕刻"泰山石敢当"，还有的在文字上搭配狮子衔剑等图案。在澎湖东北季风最强劲地区，出现了塔形石敢当，居民以许多石块砌成将近十层的石塔，以止煞驱邪。 在湖北襄樊两城，只要门对街巷，就要在屋基墙角砌一个两三尺高的石碑，碑顶线刻着龇牙咧嘴的虎头，下面阴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借以镇宅。 在浙江，如果房屋正门与巷口、屋角、桥梁等对冲，民间认为不吉利。有在"恶向"处的墙上嵌一块镇宅石，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等字样，也有在字上加刻虎头或八卦之类彩色图案的，以为可以避煞破邪。 福建的"泰山石敢当"石碑置于大门口，而陕西的"泰山石敢当"石碑置于村口 。

    一些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考察研究。王光于1997年在辽宁省北宁市四方台村发现满族佟氏家族普遍信仰"泰山石敢当"。在这里，"泰山石敢当"是用乱石堆起的一堵墙，墙高2米多，宽3-4米。佟氏家族的人说，若谁家大门正对路口，就一定要在门前修起"泰山石敢当"，这样就能镇住顺路而来的鬼魅和邪气。经考察，王光认为此处信仰"泰山石敢当"的原因是其祖上为八旗将领，在清军入关时曾进入中原地区执政，接受了汉文化影响。顺治年间，其后裔被派回辽西屯垦，把在关内接受的汉族文化带回了辽西 。张德玉在新宾满洲自治县爱新觉罗氏肇氏家族聚居地也发现，如果某院墙的大门朝向冲着街巷、对着公路、冲着塔或庙宇等，他们就在大门口左侧立一块"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他认为"石敢当"信仰在满族中流传是满族贵族进入中原后"渐染汉习"的结果 。雷晓臻于2003年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调查，发现不少村庄都有"泰山石敢当"石碑。她将该地汉族村和仫佬族村的"石敢当"进行对比，发现有明显不同。汉族村石敢当立于路口要冲，正面迎对直冲家门口的道路，而仫佬族村的石敢当是在大山对村子包围不好，存在缺口时立的；汉族的比较精致，仫佬族的比较简单；汉族立石敢当讲究择吉日，而仫佬族不讲究。但汉族村和仫佬族村的石敢当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功能都为镇邪、材料均为石头、字体为繁写等。她发现此地仫佬族对"石敢当"深信不疑，至今仍在供奉"石敢当"。她认为迁徙杂居、商贸往来等因素为仫佬族接纳汉族的石敢当提供了机会，而仫佬族的安生欲望是异族文化落地的土壤。

    还有学者考察了外国的"石敢当"信仰。鲁宝元在日本冲绳县看到，每到丁字路口都有形状各不相同的刻有"石敢当"三个字的石碑，小巧的"石敢当"工艺品被当作石绳文化的代表作为旅游纪念品在石材店出售。他发现冲绳的"石敢当"与中国的"石敢当"同中有异。同的是两地在文字方面以"石敢当"三字为多，不同的是冲绳有的碑文上写作"石巖当"、"石敢堂"或"石垣当"，写做"泰山石敢当"的在当地一例也没发现。另一个不同点是，中国的"石敢当"碑大多是加工过的几何形，而冲绳的"石敢当"都是自然形状的石块。日本的内地也有立"石敢当"的风俗，分布范围不小。从数量上看，日本的奄美大岛和鹿儿岛最多。这两个地方离冲绳最近，鲁宝元据此推测这些地方的"石敢当"是从冲绳传入的。他认为"石敢当"信仰可能是在明初与琉球国的频繁交往中传入日本的 。

    "石敢当"信仰的广泛存在必定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各地的灵石崇拜可能是独立产生的，但许多地区都将灵石崇拜以"石敢当"信仰的形态表现出来则绝不可能出于偶然。播化学派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 从以上学者们的研究中，我们得知少数民族地区和日本的"石敢当"是由中国的汉族地区传播过去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石敢当"在各地都有不同，这种不同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的改变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无意识的，比如口误、笔误或记忆有误所致，鲁宝元认为冲绳石敢当被写作"石巖当"、"石敢堂"或"石垣当"是这种原因导致的；另一种改变是有意识的。文化的传播并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有选择的积极主动的过程。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接受"石敢当"信仰的地区一般本地原来就存在对石的强烈依赖和推崇，比如雷晓臻所研究的仫佬族村庄流传着许多石头保护仫佬人的传说；而鲁宝元指出，冲绳自古也有把石头当作灵物崇拜的传统。"石敢当"的出现恰好与当地人对石的感情相吻合，即只有"石敢当"符合他们原有的文化体系时他们才会接受。另一方面，任何族群也不会将所接触到的"石敢当"信仰全盘照搬，他们会有意识地改变"石敢当"信仰的一部分来使其具有自身特点，且更好的融入本族群的文化当中，如在福建沿海，人们将 "石敢当"与当地的风狮文化结合，认为这样石敢当更有效力；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石敢当"实物形式和安放仪式往往比汉族地区的简单，制作和安放时更为方便。"石敢当"信仰在横向传播中所发生的变异也是它形态多样的原因之一。

     对"石敢当"信仰的共时性研究

    本文试图从功能角度对"石敢当"信仰进行探讨和阐释。这里所说的"功能"与目的不同。人们往往认为驱邪镇鬼是"石敢当"信仰的功能，而在功能主义看来，这些仅是其信仰目的。对于所有信仰"石敢当"的族群而言，信仰"石敢当"的目的很明确，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们的信仰目的是有所差异的。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有记："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小石将军或植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压攘之。" 由此看，石敢当的避邪压殃作用是无疑的，它当时是在家门正对"巷陌桥道之冲"的情况下立于家门口。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的记述说明，清朝时齐鲁地区的"石敢当"被立于村落街口而非家门口，信仰它是因为它能治病而非镇邪。雷晓臻在对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石敢当"信仰调查时发现，在那里"石敢当"用于挡邪风，它是在大山对村子包围得不好、环村空间出现缺口的情况下竖立的。事实上，如《集说诠真》所言，"今城厢第宅，或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必植一小石，上镌'石敢当'三字，或又绘虎头其上，或加'泰山'二字，明曰'石将军'，谓巷道直冲有关凶煞，此时能拔禳之。岂知巷道不能致殃，顽石焉能拔禳。" "石敢当"的产生本是建立在万物有灵的虚幻的信仰上，安置"石敢当"也肯定不能给信仰它的人带来预期的效果。但这并不是说"石敢当"信仰是没有价值的。

    "石敢当"的功能体现在两方面，即心理学功能和社会学功能。宗教信仰的心理学功能有一个假说。这一理论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个人会对于某些事件和活动的结果感到焦虑，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他无法通过其技术手段来控制的条件决定的。从而他就会去遵循认为能够保佑他，使他吉利的某些仪式。"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巫术和宗教赋予人们信心"。"在大多数原始的社会中，当人们面对困境与不安，陷入真正的或臆想的危险时，巫术会给他们带来力量 "。以上理论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人们希望家宅平安、村寨平安，但这不是仅依靠人的力量就能实现的，于是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石敢当"上。尽管"石敢当"不能给人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效果，比如保平安、治病等，但它能够给人以安慰和信心。

    "石敢当"信仰的社会功能，是它在构成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一个社会由聚合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下的众多个体组成。社会关系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兴趣一致的个人之间……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成员兴趣没建立在一个相似的基础上，这个社会无法存在……社会存在的首要条件是，个体成员对于他们所认识的价值应该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研究表明，"石敢当"是以地域为单位的民俗信仰，它或者是某地区人们公认的镇宅之物，或者是人们公有的镇村或镇寨之物。它体现出一种集体性，这种对于"石敢当"的共同认可将一个地域的人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石敢当"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对地域群体的稳定和延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所有信仰"石敢当"的族群以它为联结结成了更广泛的统一和团结。产生于中华大地的"石敢当"信仰由炎黄子孙带往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就能见到"石敢当"的踪影，它对炎黄子孙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随着科学的发展，鬼神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已渐无生存空间，而"石敢当"镇宅厌殃的信仰也已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但它至今尚未消亡且广泛存在，究其原因，是它也在不断地顺应历史、完善自己、改变自己，即迷信的成分越来越少，健康成分不断加入。今日的"石敢当"更多地表达了人们趋吉避凶、幸福平安的美好希望，而非对其驱鬼作用的信仰。在笔者的家乡山东省泰安市，"泰山石敢当"是一种重要的民俗信仰。作为泰安地区民俗文化的代表，作为平安希望的象征，"石敢当"被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大量出售，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2006年1月，"泰山石敢当"作为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名单。目前，"泰山石敢当"正着手申报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希望"泰山石敢当"作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作为全世界华人公认的"平安符"能成功入选。

    综上，"石敢当"信仰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文化传播是其广泛存在的原因。时间纵向延续和空间横向传播中的变异相互交叉使它具有今天这样的多样形态。从产生至今，尽管其形式和内涵在不断发生转变，但"石敢当"信仰一直在民众生活当中发挥着一定的实际作用，包括心理作用和社会功能。目前，人类已经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各国都在着手研究和保护本国民俗。基于"石敢当"信仰所具有的极高的文化价值，我们应继续对其进行认真研究，保护其有益的部分并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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