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26日，中国文物考古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对山东省桓台县史家遗址发掘成果进行评审和鉴定指出，“山东省桓台县史家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的遗迹及遗物，取得了重要收获，是我国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史家遗址的发掘是桓台县古代文明的又一生动体现。其实，在此之前，桓台县就先后出土了大量文物。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证明，桓台县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桓台县还涌现了许多留名史册的有影响的人物。

　　文物之邦，诗书世泽——这是人们对桓台县灿烂的古代文明的由衷赞誉。 

文物展现古代文化 

　　桓台县位于山东省中部，鲁中山区与鲁北平原交界地带，系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县境东接齐国故都临淄，南靠淄博市政府驻地——张店，西南部与周村接壤，西连邹平，北依博兴、高青。县境南北延伸24.4公里，东西相距27.3公里，全县总面积509.53平方公里，人口47万。历史上，桓台商属薄姑国，周属齐国，秦归齐郡。元朝时，定名为新城。民国初期，因境内有齐桓公戏马台而更名为桓台县。

　　早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桓台这块土地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文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证明，在前埠、唐山、楼子、李寨等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其上限属于后李、北辛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的文明历史。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文化时期的遗址的发现却是普遍的。目前为止，桓台境内已发现文化古迹100余处，其密度之大，内涵之丰富在国内较为少见。由此可以证明，桓台这片沃土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期之后的一个重要聚落群体。

　　在桓台县发现的100余处遗址中，有龙山、岳石和商代文化时期壕沟的遗址有李寨、前埠、史家、唐山、新城五处。这五处遗址不仅存有壕沟，而且遗址面积较大，均在10至60万平方米之间，是非常难得的古文化遗址群体。桓台县内这五处龙山至商文化时期的遗址，加上周边地区的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旺等四处有城壕的遗址，在东西方圆百华里内形成9个城址群体。以上遗址同处在齐地，而桓台位于齐国腹地的中心，正是史料中东夷集团少昊氏族演至先商氏族的中心地域。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了少昊氏族与先商氏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取得了一致性，对于今后深入研究东夷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发展序列以及东夷文化与夏商氏族的渊源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桓台县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展示了原始文化的灿烂辉煌。目前，已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刻骨文字，发现了距今3700年前的岳石文化时期的甲骨卜辞和商代中期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并同时发掘出了晚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这些连贯的文字串证了中国6000年的文字产生、演变发展史，是中国文字史上一个全新的突破。这一发现使史学家和考古学界不得不重新看待东夷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以及东夷文化对夏商文化的直接影响。

　　桓台县前埠、史家、唐山、李寨、新城、旬召、大寨、小庞等遗址出土的各个时期的文物和遗存都具备同时期的发达水平。其中李寨、前埠和楼子遗址出土的陶器和彩绘纹饰很有特色，葬俗形式也是唯一而独特的。李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该墓区面积较大，约30万平方米，且早、中、晚三个时期一线下来。从初步发掘情况看，自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悬殊，这在随葬品的多寡与质地上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这说明母系氏族中期贵族特权阶层已经产生。该时期的墓葬内普遍发现无论男女都存在死后头颅整形和凿掉前门齿的葬俗。此种凿齿葬俗与史料所载的“东夷人的凿齿陋习之俗”是相吻合的，可证史料记载不误。

　　桓台县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较多，出土的陶、石、玉、骨、蚌器等品种繁多，制作精良，造型优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山文化时期极负盛名的蛋壳黑陶，经科学发掘证明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已产生的蛋壳陶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这在李寨遗址发掘出的蛋壳黑陶觚、高柄镂空杯等已得到充分证明。桓台县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也很丰富，生产工具的制作工艺多为磨制和穿孔。表明了农业的进一步发达和已从游牧转向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时代。因从事农业耕种收割所需，一批生产工具应运而生，如石镰、石刀、骨耒、骨耜、蚌铲、石璋等，这些人文初创时期的生产工具对后世影响极大，直到解放初在桓台县还能见到铁运锄、双孔镰、单柄铁犁等一批原始形制农业工具。由此可以看出，桓台这片沃土是中国最早最发达的农业区之一。 

历史名人写就辉煌篇章 

　　桓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战国时期的颜躅、鲁仲连，汉代的辕固，明朝的王象晋、王象春，清初的王士祯、徐夜等历代文人名士都出生在桓台，并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别号“渔洋山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累官至刑部尚书。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桓台境内至今还存有歌颂王家功德的全国罕见的砖牌坊，上刻清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四世宫保”四个大字。

　　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清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王士祯的一生以其卓越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被誉为清初诗坛领袖、一代诗宗。王士祯的家庭为当时的新城望族。他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成进士，1659年选授扬州府推官。此间，他因感慨渔洋山的风貌，自号渔洋山人。康熙三年（1644年）内迁京官，历任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王士祯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渔洋精华录》、《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分甘余话》等三十余种、四百余卷，其文体达数十种，仅创作的诗歌就有四千余首。

　　王士祯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研究。他首倡神韵学，创作神韵诗，编选以神韵为主旨的多种唐诗集，多方标举神韵说，由此逐渐形成了他的一家之论。王士祯的神韵说从诗歌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欣赏、评论都有比较成熟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韵说诗歌理论体系，在当时的诗坛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主宰诗坛数十年。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在清代达到了顶峰，从而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五十年（1977年）王士祯去逝。享年78岁。

　　包括王士祯在内，桓台在明、清两朝400余年里曾出现了数百名进士、数十名达官重臣其中以王象乾、王象晋、王士祯、徐准等一批当朝一品二品命官为最。他们是文人及第，故多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如著名的《群芳谱》为王象晋所著，被编入《四库全书》，同《本草纲目》一样成为杏林必读。战国时期齐国高士颜躅不畏权势，不慕荣利的高贵品格，被历代文人所敬仰和传颂。毛泽东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词中的“颜躅齐王各命前”一句就是从《战国策·齐策》援引的典故。

　　桓台县明清两工，不但达官文人著书立说，在平民妇孺中也不乏佳作，一时文风蔚然。如徐夜、耿淑人、于才人等人皆有著作传世。由此可窥被誉为“江北青箱”的这一辉煌时期之一斑。

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辉映

　　改革开放以来，桓台县优良的民族传统与拼搏奋进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使这片古老的土地展现出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社会事业兴旺发达，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勃勃生机。

　　中共桓台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文博事业。为弘扬民族文化，以古代文明为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全县两个文明建设，1997年8月，县里决定建设博物馆。1999年9月18日，熠熠生辉的桓台博物馆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开馆日。至此，桓台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正式向世人敞开了一个展示的窗口。

　　桓台博物馆占地20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主体建筑呈方形，高21.9米，内分三层。桓台博物馆设展厅11个，展出文物5000余件。展厅分别为：东夷文明之光；古泉汇展；铜镜鉴赏；古代书画；玉器、骨器、瓷器；薄姑国青铜器等。桓台博物馆从多层次、多侧面历史地反映了桓台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礼俗，记述了桓台历史的发展脉络，展示了辉煌的古代文化成就，反映了桓台在华夏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展出的后李文化陶器、大汶口文化彩陶及墓葬、王士祯诗文手稿、清康熙皇帝御笔“信古斋”、史家遗址出土的迄今中国最早的甲骨文等均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桓台县境内现有省级重要文物保护单位5处。对史家遗址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里组织专人继续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以深入了解其性质和内涵。同时，结合当地的村镇建设，作为地方文化景点之一，进行妥善保护，供人们参观学习，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