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岛地区海航史回顾

  青岛地区，位于史称“海王之国”的古齐国之地，海航业自古就很活跃。最早可推溯至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在胶州三里河遗址中，发现了几种海鱼（白鳞、鲅鱼等），这些鱼类是外海游泳迅速的海鱼，离海岸较远，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居民能捕食这些鱼类，表明他们已掌握了到远海操作的能力，并具备了远程航行的条件。(1)“迨有史以后，山东半岛之汉人，藉舟楫之利，渐多渡海而北。”(2)商周时期的莱、夷一带，以捕鱼制盐为主要内容的海上活动已比较发达，胶州湾西岸的琅琊港，自春秋时已为著名海港。“为海港而载入史乘者，以琅琊为始。”(3)据《竹书纪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灭吴后于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徙都琅琊。“中国最早可证之港口，该是春秋越勾践之军港琅琊”。(4)而古琅琊在“吴越北上前，似已为海港，而船舶辐奏矣”。(5)秦始皇五巡全国，三临琅琊，并遣徐福率三千童男女由此东渡日本，开中外海航交流先河。汉武帝亦二到琅琊。琅琊古港，自春秋到秦汉，一直为我国五大港口之一。隋唐之际，时常把胶州胶湾的海口作为海上交通要道，与朝鲜互有往来。到宋代，贸易兴盛，与日、朝经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今胶州的板桥镇，地位迅速上升，成为我国主要海港之一。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置板桥市舶司，负责船舶进出口登记、征收税款、处置舶货、办理船舶出港与回航手续、招徕和保护外商等。它与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并称五大港口。由于宋时北方的西夏、辽、金的南侵，使地处渤海的登、莱海口封闭，从而使距京都开封最近的青岛地区海口经贸活动异常活跃，板桥市舶司的设立，也就是宣布青岛海港对外开放。元明以降，由于云溪河、胶莱河、大沽河等河流的泥沙淤塞，海岸外移，海水南徙20余里，但商贸仍繁盛不衰。史载，此地“商旅如云”，“帆樯若市”，“三江两浙八闽之商，咸以其货浮舶而来”，“南至闽广，北达盛京，夷货海估，山委云集”(6)，至近代外移至塔埠头后，每年的贸易额尚达300万元以上。经过数百年演变，至明代，胶州湾已形成海港群落，青岛地区从此不仅是贸易口岸，同时又是海防要地了。自明万历年间，明政府开辟青岛口、女姑口等海口进行海上贸易后，至清末时，青岛地区已是渔商聚集之地。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设东海关，同治四年（1865年）东海关在青岛口、女姑口、塔埠头设分关。其地理位置重要，“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均一二日可达”(7)，民贸繁盛。据现存的清同治十年女姑口众商号所立《重整旧规》碑载：“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既通，农商之利益普。”

   1891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驻防青岛，新建了前海栈桥以便军旅起卸的军用码头，对青岛口自然码头进行整修，修成衙门桥（又称小码头），均为“石基灰面铁栏”，这是青岛最早的人工码头建设。此期，青岛已设立了邮局，“兼辖青、莱、沂、胶境内之十二个分局”。光绪十九年又设立了电报房，并已拥有工商作坊店铺60余家。青岛已从一个渔港、商港发展成兼拥军港的港口，初步形成繁荣的市镇，一般认为时为青岛建市之始。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经过周密的准备与部署，借口“巨野教案”派兵占据胶州湾，清军守将章高元不战而撤，i898年，德国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并陆续签订了《租地合同》、《潮平合同》和《边界合同》，使青岛以99年的期限租与德国，并确定了青岛的地域范围，使青岛走上了殖民城市的发展道路。自1899年开始，德国开始修筑青岛港，到1903年3月6日，青岛大港第一码头建成开放，青岛港进入了建设、发展期。

二、胶莱运河与马濠运河

   胶莱运河南起黄海灵山海口，北抵渤海三山岛，流经现胶南、胶州、平度、高密、昌邑和莱州等，全长200公里，流域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南北贯穿山东半岛，沟通黄渤两海。胶莱运河自平度姚家村东的分水岭南北分流。南流由麻湾口入胶州湾，为南胶莱河，长30公里。北流由海仓口入莱州湾,为北胶莱河,长100余公里。元灭宋定都大都（北京）后，“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8)于是开始海运漕粮，当时全国每年粮赋收入共约1211万石，其约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整个南粮北调的海运活动，对青岛地区的海航业影响重大，其中最重要的即兴开胶莱运河，它对青岛地区港口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对整个海运漕粮活动，都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免车输搬运之劳，避成山、九皋之险，省千里海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接受莱人姚寅之献策，于次年（1281年）任命姚寅为总管，阿八赤为监督，发兵万人，雇夫万人，拨款万锭开胶莱新河，元至元十九年，“创开胶莱河道僭运”，至元二十年（1283年）六月，元世祖又令“广开新河”，东引平度之白沙水，南引平度南村东之沽河水，广疏水源，以扩大货运量，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胶莱运粮规模已很可观，其水手、军人2万，船千艘，发运粮米600万石，占当时漕运总量的60％。但是，胶莱运河却由于诸种原因，未能继续开发、完善和发展，胶莱运河起用了不到10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统治者就停止了河道运粮。马濠运河南起现黄岛唐岛湾，北抵前湾，是南胶莱运河南段。据《明史·河渠志》载，马濠修成之日，“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元时，为进一步缩短航程，避开险路，曾进行了马濠的开凿工程，但“遇石而罢”。到明初的南粮北运，又数议复通胶莱运河，明嘉靖十六年（1537 年），山东按察副使王献，“按部郡邑，稽阅图志，访胶莱新河之古迹，而以及于马濠”，从“旧迹少西七丈许”重凿，将“巨石焚以烈火，沃以水潦”，历时三个月而成，“烧石开道十四里，麻湾以通，于是江淮之舟可至胶莱。”不仅缩短了南粮北调的航程，保证了运输安全，而且也为两岸贸易带来了繁荣。自嘉靖三十年（1553年）以后，由于倭寇为乱，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着力于京杭大运河的漕运，致使胶菜海运再度陷于萧条冷落乃至湮废的境地。后由于泥沙淤积等原因，马濠河床日渐淤平，至清初已“弗能通舟”，曾屡议屡罢。如今的马濠运河，北段已淤为平川，南段成为一季节性小溪，青岛市黄岛开发区已着手建设遗址公园，在运河土了一件元末明初的石碇，是其当年海运繁盛的历史见证。

三、胶莱、马濠运河的历史作用

   胶莱、马濠运河的开凿使用，对整个元、明两代遭运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既可缩短航程与航时，提高船舶的周转期，增加港口的吞吐量，又可避海口险礁灾难，减少路耗损失，同时，又促进了青岛地区的港口与海运业的发展，促进了两岸经济贸易的繁荣。

   元、明两代“仰给于江南”，兴起了遭运业，这给青岛地区的港口和海运业提供了发展良机，南北物资的交流，对青岛地区诸港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它使青岛海岸众多的具备港口条件的优良海湾得到开发、利用，又涌现出了一批新兴港口，“军粮民食仰给南方海运，安危事关国脉，而胶澳乃南北航海之所必经，胶澳口外星罗棋布之小岛，实航海者避风供水之福星也。……以是胶州愈为商贸荟萃，船舶辐辏之所。”（9）而胶莱河运，又促使了胶州、塔埠头、陈村、唐岛口、青岛口、女姑口诸港的兴起与繁盛。元、明漕运客观上又促进了港航贸易的发展和地区经济的繁荣与人民生计的改善。“元时意开新河之故，无乃为辟风险，而其获利无穷，若有往于今日者也。”(10)胶莱河运，船工、装卸工等就近征用，解决了一大批当地百姓的生计，“自此以后，商贾云集，货物相易，胶州平度邻境十数郡邑之民，仰给攸赖”(11)；“南北商贾，舳舻络绎，百货骈集，远迩获利矣”(12)，胶莱、马濠运河的作用可想而知，这对历代仰给于海，仰给于商，仰给于海运活动的青岛地区人民来讲，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