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商业文化肇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齐鲁商业文化已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这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工商管理政策的制订与完善，经营之道及商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三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另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即“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这样的地理环境就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寡”。为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需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是比较有利的。同齐国相比，鲁国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在洙、泗冲积平原上，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于是就有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相齐，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另外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的众多、货币的通行、城市商业的繁荣及众多商贾的出现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出产的鱼、盐、漆、布、帛等，丰富了商业市场的花色品种。至战国时，列国间贩运商业的发展，使各地特产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商品的交换促进了货币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宏大，今勘探发现临淄大小城总周长超过2万米。统治者对工商业较为重视，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如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皆殷实富有。《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语虽夸张，但必与事实相去不远，否则不能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增至10万户，若每户以5口计之，则临淄有50万城市人口。时人称其“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称临淄为东市，成为与长安、洛阳、邯郸、宛、成都等齐名的大都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齐鲁经商之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众多从事一些“坐列贩卖”之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为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如《史记·货殖列传》等中就载有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人刁间；“富至巨万”，经营铁业，兼营贳贷业、贩运业的曹邴氏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商人曾以经商致富，并参政为官，由此就使经商活动获得了端木生涯和陶朱事业的称誉。端木，复姓，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出仕入孔门之前，是个大商人。曾相鲁、卫两国，后经商于曹、鲁之间。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孔子称他“臆则屡中”；后人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由于他善于经营，故经商致富。后世便称经商为端木生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后，“游于江湖”，到齐国经商，后“之陶为朱公”，经商“三致千金”。后世就把经营商业称为陶朱事业。

    工商管理政策是统治阶级出于一定的目的，对工商经济进行调控的行动指南，为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面已对战国以前齐国工商管理政策多有记叙，现仅就战国时期齐国的工商管理政策简而论之。战国时期齐国推行较为放任的工商管理政策，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临淄城7万户，“挥汗成雨”、“举袂成幕”的盛况，当与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联系。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私营工商业不加限制地放任发展，就会促使富商大贾大量地分割封建国家和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严重地损害了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另外，经营商业较好的收益，还会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都对兼并战争极为不利。如果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的话，那么，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则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与之相反，秦国推行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即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在国家的干预下，有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虽然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却增强了秦国的综合国力，促使秦“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战国时期齐、秦两国号称东、西二帝，原本都有统一全国的实力。但不同工商管理政策的采用，加之其它因素，便造成了齐衰秦强的局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商人形成经营之道的一个重要时期。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在继承前人，特别是春秋时期自由商人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提到的子贡就是一个有较强预测分析能力的商人。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还需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采取一定的计谋策略，予以妥善处理。要关注商品的质量，贮藏好货物，即“务完物”，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加以适当管护，如对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而善于处理主仆关系，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国家自由民的怪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我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内涵丰富、渊源深广的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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