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对这一比较流行的提法，学者们也进行了商讨。

　　何为儒商？有学者认为，比较通行的是指具有儒家伦理素养和品格的商人的简称。其要领的内涵就是“内圣外王”。新儒商的概念应该是：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应该通过弘扬儒商精神振奋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知识经济时代呼唤儒商。李瑞华、杨杰（重庆商学院）谈到：新儒商是智力资源的载体，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儒商才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付于行动。新儒商的出现是对“官商”的否定，也是对“奸商”的鞭笞，也是对俗商（一个单纯地以收入产出来计算的商人）的抛弃。他根据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经验，结合时代特征，概括出6条儒商治商理念：“君子受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儒商“无为而治”管理思想从“仁者爱人”前提出发，实施“仁政”，反对霸道。在实行方式和秩序上，做到“有为”和“无为”的统一。他说，“为政以德”、“劳于求贤”和“行其所无事”等同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形象管理”、“分级管理”、“控制跨度”、“黑箱艺术”和“自动化管理”等原则，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有的学者把“无为而治”思想视为21世纪管理科学的“世界指导原理”。

　　孔子学说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蒙培元（中国社科院）指出，孔子不是一概反对商业经济，其弟子子贡便是一位著名的大商人，孔子视为高足，并有很高评价：“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未从孔子处学到经商知识，却学到如何成为“商人”的情操，从而实现人生价值。他用自己的金钱从别国赎回并解放奴隶，就是为了实行孔子的仁德学说。他说：孔子的仁学，包括仁、义、诚、信等内容，是“儒商”所遵循的行为准则，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有了这种境界，市场行为、商业活动便是价值理性指导下的自觉的行为与活动，会造福于全人类。他指出：今天的商人和市场中的各种角色，不必也不需要成为古代的“圣人”、“贤人”，但要成为有德性有境界的人，否则，所谓市场经济就不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中的人也不是健全的。

　　言商必言利。潘富恩（复旦大学）谈到了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义利观：现在社会物质利益是核心原则，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利”如果缺乏“义”的约束和引导，就会危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然而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法则的建设，能保证使义利和谐统一，这便是“法”制了。个人利益为“法”所当取，也说是“义”所当取，不可“法外受俸”，“以义合利”的道德不论古今，都应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义利观点的和谐统一可稳定正常、严格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宁，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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