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战争频繁激烈的现实造就了兵学文化的高度繁荣，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细加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兵学文化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展现为三大类型，即齐鲁兵学、三晋兵学和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南方兵学。

　　在三大兵学文化类型之中，齐鲁兵学无疑占有重要位置，代表着先秦兵学的主体构成与最高成就。其兵书数量之繁富、思想之精粹、范围之广泛、个性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在先秦各地区是首屈一指的。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不仅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写照，同样也是齐鲁兵学在先秦兵学中地位的体现。

　　首先表现为兵学著作数量繁富，蔚为大观。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大部分都诞生于齐鲁大地。就齐国而言，收入《武经七书》中的五种先秦兵书，属于齐地兵家系统的就有三种：《司马法》、《孙子兵法》与《六韬》。另外，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齐地的重要兵学著述，还有《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子晚子》（今佚）三十五篇等。而在《管子》一书中，兵学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军事问题的篇目就有《兵法》、《制分》、《七法》、《地图》等近二十篇。因此，长期以来，素有“齐国兵学甲天下”的说法。鲁国的兵学虽远不似齐国繁荣发达，但在当时也不无值得称道之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所提倡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观点，均标志着在周公旦所创立的文化传统中，兵学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吴子》一书，提倡“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的用兵观念，更是鲁文化“宗仁本义”特色的体现。

　　其次表现为在先秦兵学依次递嬗、逐渐升华的四大阶段中，齐鲁兵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号召群伦的作用。先秦兵学的发展，曾先后经历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变的重要阶段。一是起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迄殷周之际的披着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阶段；二是以“古代王者司马兵法”为主要载体，反映“军法”（也称“军礼”）显著特色的初始阶段；三是以《孙子兵法》的出现为标志，“诡道”原则确立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转折发展时期；四是以《六韬》、《管子》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汇、全面总结的成熟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之中，唱主角的始终是齐鲁兵学。第一阶段，其发韧者无疑是东夷文化的“尚武”精神，是蚩尤所代表的“兵主”传统和孔武有力的精神风貌。第二阶段，是周公旦所缔造的礼乐文明和“古司马兵法”所蕴含的“军礼”传统，它们的大本营均建立在齐鲁文化之上。第三阶段，孙武、孙膑、吴起皆是齐鲁文化代表者，孔子、孟子、墨子等人更是齐鲁文化的象征，他们著述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毫无疑义为当时乃至整个古典兵学的主体。第四阶段，《六韬》、《管子》以该时期齐鲁兵学典范身份而承担起总结先秦兵学之历史重任，综合融汇、总揽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于中国军事文化发展厥功甚伟。这一切表明，先秦兵学逻辑嬗递、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齐鲁文化发挥影响、规范方向的历史，就是齐鲁兵学占据主流、风靡天下的结果。

　　齐鲁兵学的文化价值至为显著，它与同样诞生于齐鲁大地的儒家学说相同，从本质上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补充，遂使得中国古代的经国治军活动能够稳定有序地顺利进行，并为今天的人们从事各类活动提供弥足珍贵、足资启迪的历史文化资源。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恰好能够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优势互补。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崇尚道德与追求事功的统一。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齐鲁兵学的主导价值取向是追求功利，主张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汲汲提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两者均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也不无思维上的偏颇性，只有将两者有机地加以结合，取长补短，方能使经国治军的实践活动遵循健康发展的方向。第二，实施德治与推行法制的统一。儒家推崇德治、鼓吹王化，提倡通过道德修养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而齐鲁兵学从敌我生死较量的层面考量，更注重法制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修道而保法”，主张“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从而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两者对“德治”与“法制”关注侧重点的不同，结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地体现了经国治军所应恪守的原则，既立足于法制，又补充于德治。第三，讲求中庸守恒与推崇诡诈权变的统一。中庸守恒是儒家对待事物运动的一般看法，孔子、孟子等儒家人物一再强调凡事要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齐鲁兵学则主张兵不厌诈，计出万端，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强调“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与此相联系，对“经”、“权”侧重点关注的不同，使得齐鲁儒学致力于德行操守的养成，而齐鲁兵学热衷于谋略智术的修炼。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人生大智慧的表现：坚持原则，“允执其中”，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前提；因时变化，因利制权，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齐鲁儒学与齐鲁兵学的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可谓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总之，产生于先秦齐鲁大地上的儒学与兵学，一文一武，构建了中国古代经国治军的最佳方略。它们并存共荣，相得益彰，成为人们体认智慧的源泉，追求成功的向导。这正是齐鲁兵学的文化价值之所在，也是齐鲁兵学的生机长存之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