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又如何？这是每一个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的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在竭力思考的问题。本世纪初，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包括海外人士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出在对儒学传统进行现代化转换的基础上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这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称之为新儒家。杜维明博士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1998年6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为纪念该报成立75周年，举行了一次跨世纪文化对话，邀请杜维明、余秋雨、高希均、陈瑞献四位学者参加。杜维明先生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主题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的讲演，一时在全球华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1999年1月21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在北京召开了由京、鲁两地学者参加、围绕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讲演主题展开的讨论会。笔者有幸在这次会议期间采访到了杜维明先生。

与儒学结下不解之缘

杜维明先生作为一位知名的儒学学者，其个人经历与从事的研究有何关系呢？这是笔者采访中最感兴趣的问题。

杜先生介绍说“我出生在台湾，十三四岁时就已对儒学发生了兴趣。当时，在全球冷战条件下，台湾与大陆无任何往来，当时学习儒家文化，真有种悲凉的感觉，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到大陆亲自找寻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了。”

“当时的台湾社会，弥漫着一股重理轻文的风气。本来凭我考大学的成绩，我完全可以选择当时热门的理工科专业，但出于对国学的热爱，我来到台湾东海大学，投到徐复观、牟宗三等名师门下学习国学。22岁，我去了美国，28岁时，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我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我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

“这么多年来，尽管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坎坷，但我对儒学依然是痴情不渝，回想自己这几十年，我认为我研究儒学是一种机缘，但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话题又回到这次采访本身，这次采访杜维明先生，着实费了不少周折，原因就是杜先生太忙，约定的时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这让笔者急于想了解到村先生平日的活动安排。

杜先生说：“我从事的学术活动一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教士式的，一种是神学家式的。”对此，杜先生解释说：“传教士式是指来往于世界各地，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神学家式是指闭门读书做研究。拿去年来说，我就主要从事学术交流活动。”接着，他给我们排出了一张1998年的日程安排表。

2-5月，在意大利主持关于中国的学术讨论会；5月，作为美国哈佛大学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北京大学校庆，并发表演说；6月，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与国际儒合会在北京香山召开的题为“中国的人论”的讨论会；6月21日，前往新加坡，参加《联合早报》成立75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7月，在香港经济论坛作主题发言；8月，在美国的艾斯本参加关于“全球社群中的华人”的讨论会；8月下旬，参加世界哲学大会；9月，去捷克的布拉格参加“2000年论坛”；10月，去英国、德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11月，又先后去台湾、香港、厦门、南京、北京等地参加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传统不能像垃圾那样丢弃！”

谈到这次会议的主题“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杜先生首先解释了“现代性”的概念。他说，“现代性”是从“现代化”这个概念发展过来的。过去我们所指的“现代化”往往局限于经济方面，由于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发展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口的膨胀、对资源无限量的开发……，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如今这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里所提到的现代性，所涵盖的内容更宽泛，比如经济的增长、文化的多元化、人格的独立、环境的优化、教育的普及等等，只有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类社会才能更长久、更稳定、更均衡地发展下去。
笔者问及为什么杜先生所提倡的儒学理念多应用于意识形态领域时，杜先生解释说，这和他的个人思想是有关系的。其实儒学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包括企业经营、为政之道、民众心理等等。但他有一个认识，即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知识阶层是个很关键的环节，因而他的出发点是试图走一条通过影响知识阶层，进而对社会有所影响的道路。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知识界中一些人自五四以来有一种倾向，即完全抛弃传统，杜先生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批判，不够深入、全面。当时的人们只是简单将传统与中国社会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只要将传统批完了再重新建立就可以。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杜先生认为，儒家人文精神有其合理性，当时的一批精英分子受西方启蒙心态的影响，认为儒家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地域性文化，与小农经济、封建礼制相联系，是专制的代名词，故而对它不能接受。然而，西方启蒙心态是建立在强势的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以工具理性为主，在今天已走入了死胡同。现实证明，没有传统的现代性只能走向虚无，拿来主义在哲学上是很危险的，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根。西方尽管也反传统，但他们身后都有自己的思想谱系，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一直可以延续下去。中华民族要复兴，要搞现代化，必须要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谱系，这就需要我们在古代儒学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换。

“命运坎坷，前景可观”近期内，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曾经作为儒家现代化典范的东南亚、东亚国家也一度深受其害。究其原因，一方面有国际背景，如国外金融势力的介入。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的内部运作机制上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相当一部分都带有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背景，这对于儒学的发展将有何种影响？当笔者把这个疑问向杜先生提出来时，他思考了一会儿，表情凝重地回答说：近来的金融危机对儒学发展确实是一个挑战，从某种程度上，也给儒学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发展中，确实存在企业、政府关系不明确、朋党资本主义、社会透明度不够等缺陷，而这些缺陷确实与儒家传统的影响有关，但事物要一分为二地看。韩国金融危机中财阀拥有经济特权，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也应该看到危机爆发后，全国上下一心，共度难关，这二者都有儒家的影响，所以儒家传统也有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目前，韩国股市、外债问题已经解决，财阀问题也正在解决。同样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正在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由此看来，儒家文化圈的几个代表国家没有被金融危机冲垮，有希望再度复兴。再联系到近来墨西哥、巴西、美国、英国也出现的金融动荡，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是儒学的终结和失败。但要强调的是，东亚现代化模式只是现代多元形式中的一种，它不会取代其它的现代化形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体现，在国际思想界的地位到底如何？杜维明先生指出：“当今的国际思想界中，儒学的地位依然不够理想，这是事实。但我看儒学的发展，尤如火之始燃，尽管现在儒学的力量比较薄弱，命运也比较坎坷，但终有星火燎原的时候。我认为儒学要向前发展，必须在思想上有所突破，这样儒学才会有生命力。”

杜先生强调说：“儒家的现代形式突出个人尊严，突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和谐。我想信儒学在21世纪一定会重生，这种重生绝不是古代儒学的翻版，而应是一种创建性的回应，应该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长处。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本民族的文化来支撑，这种文化应该是儒学。”
“可喜的是，目前在、台湾、香港及海外，已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儒学研究队伍。1978年，我开始在美国讲授儒学，20年过去了，听课的人从一百多，发展到三、四百人。1998年6月，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这次讲演，主要是面向青年人，原来估计有三、四百人来听，没想到一下来了一千二百人。尽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中文基础并不好，但态度却十分认真。从他们身上，我感觉到了中国文化和儒学发展的潜力。”

“山东是儒学的老家”

谈到山东，杜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是儒学的老家”，他说：“山东是儒学的发源地，著名的曲阜三孔便在山东，我曾多次去过山东，去过曲阜。因此，作为一名儒学学者，提到山东，我感觉特别亲切。”

他又说：“山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当地的企业很有条件走一条儒商式的经营道路。近来，山东半岛与儒学发展较好的韩国关系密切，二者正好可以开展文化交流。同时，山东又面向大海，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总是面向内陆，近代以来才逐渐面向海外，这意味着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

杜先生对山东的文化研究机构也并不陌生，他说：“‘鲁邦多君子’，山东的文化机构也很发达，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专业，底蕴深厚，儒学界的庞朴、孔繁、丁冠之等先生都出自这里。除山东大学外，孔子基金会、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省社科院都有一批儒学研究力量。”

杜先生最后展望说：“儒学在山东的发展还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