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的关系，汉代的班固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认为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自董仲舒开创汉代经学的理论体例始，儒学便阴阳五行化了，而且为后来的儒者所效法。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儒学的阴阳五行化，是齐、鲁文化一体化的产物。所谓齐鲁文化，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在先秦，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系统。有鉴于此，学术界有“齐学”和“鲁学”两种提法。“齐学”作为一种完整的学术概念由胡适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首先提出，他把阴阳五行学说视为“齐学的正统”。“齐学”是齐文化的学术代表，除了阴阳五行学说之外还包括黄老学说等。“鲁学”这一学术概念则由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提出，他认为“儒是鲁学”，儒学是鲁文化的学术代表。由于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种有着密切地缘文化关系和学术亲缘关系的地域文化，所以随着战国时期齐鲁地区政治统一进程的发展，齐、鲁两大文化系统也渐次融为一体，在学术上的主要表现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的融合。经学作为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借助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构筑了经学“天人”之学的规模。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天人”之学的理论体系。邹衍善言“天人”之学，号称“谈天衍”。他将“阴阳说”和“五行说”融为一体，以“阴阳消息”论宇宙的变化原因，以“五德终始”为宇宙的变化模式，旨在论证“天象”与“人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囊括天人、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董仲舒吸纳这了一理论成果，以阴阳五行为其理论体系的框架，将儒家传统的主张填充其中，如以阴阳比况三纲，以五行比况五常，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 

    其次，利用阴阳五行说的推论模式，建立了经学的方法论。汉代经学的方法论具有经验论和感应论的特征，这些显然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论述邹衍思想时说：“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其中所谓“先验小物，推而大之”的模式，演化为董仲舒“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的经验论思维。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它深刻地影响到汉代经学。如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就“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古文经学也不例外。 

    再次，齐学的部分内容进入儒学，经学的内容杂糅化了。阴阳五行说即具有杂糅化的特征，综合“阴阳”说和“五行”说，兼及“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等。阴阳五行说这种杂糅化是齐文化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反映。汉代经学显然受到影响，如董仲舒以“阴阳”喻“刑德”，法家思想进入经学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又讲“强干弱枝”，“赏善诛恶”，“责名考质，以参其实”，表现出“霸王道杂之”的特征。而董仲舒讲“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则显然是吸收了道家黄老学说的思想。经学的杂糅化是齐、鲁学术文化融会综合的结果。 

    作为齐鲁文化一体化的产物，汉代经学的形成和尊崇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首先，齐鲁文化的一体化与齐、鲁文化在地缘上的相近性有关，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和日趋融合，为汉代经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齐国和鲁国是西周分封于东方的两个重要国家，比邻而居，且文化同源，随着齐鲁地区政治的一体化，齐、鲁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一种趋同的性质。其次，齐鲁文化的一体化与齐、鲁文化在学术上的互补性有关。齐、鲁文化是两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其内容和风格表现出很大的迥异与反差。但相反相成，正是这种内容上的迥异与风格上的反差，反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互补性。齐鲁文化二元互补结合的结构，塑造了汉代经学的基本学术精神。具体地讲：一是鲁文化恪守传统，讲求“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祖述尧舜，文武”；齐文化则应时权变，“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二者的互补结合形成了“变中有不变”的特色思维。二是鲁文化崇尚道义，讲重义轻利，认为“君子义以为上”；而齐文化则表现出功利主义倾向，“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二者的互补结合形成了“尚德求实”的价值观念。三是鲁文化的理想是“王道”政治，孔子讲“为政以德”，孟子讲“仁者无敌”；齐文化则讲“霸道”，主张刑德并用，王霸兼施。二者的互补结合形成了“王、霸并用”的治国之道。再次，齐鲁文化以其文化素质上的先进性，在与其它地域文化的对比和竞争中脱颖而出，终于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经学的独尊，是齐鲁文化主流化的标志。齐、鲁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和承担者，其先进性无可置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乐文化与兵文化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两大支流。鲁文化是礼乐文化的代表，而齐文化则是兵文化的代表，从中派生出儒家和兵家两大学派。 

    秦统一后，学术文化的综合统一为统治者所关注。先是通过建立博士制度引入了儒家思想，又运用阴阳五行说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齐鲁文化进入秦王朝的殿堂，但终因儒、法思想的不相容，酿成了焚书坑儒的惨祸，其背景是齐鲁文化与秦文化间的冲突。汉朝初建，齐鲁文化挟其优势卷土重来，属于齐学系统的黄老学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利器，为汉初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作为具有雄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实力的儒家也不甘寂寞，通过积极的改造，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吸收齐学的优点长处，终于在汉武帝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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