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无意对作为“西化”的“全球化”与“现代化”作所谓“权力话语”的判释——这是现代社会的客观的、必然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讨论儒学的现代性、普世性，等等，取得了一些颇为卓著的成果，但我们希望对此可以有所保留地质疑一下。比如所谓东亚的现代模式，“传统”究竟在这种模式中起到了多少建设性的作用?实在是一个问题。儒学作为曾经的世界文明的一种重要形态，如其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活力，那么，这些活力绝非是一种被西方语境中的科学、民主、权利、法制等等所割裂的残片，它首先是个整体，这个整体也许永远不可能在“全球化”语境中居于主导地位，但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参照、一种补充。

　　在南宋，朱熹和陈亮发生了一场有意思的辩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所谓“政统”的辩论，朱熹标举于三代，陈亮褒扬汉唐。如果我们对朱熹的态度作深一层的追究，则这场争论实质上是“道统”上的争论，而非“政统”之争。朱熹之标举三代，其核心理由是三代之治皆从“天理”上发出，汉唐即使有清明之治，也是从人欲上发出，有暗合于天理处。朱熹的这种看似保守主义的态度表现在社会政治制度层面，则是另外一种方式。比如作为三代政治制度核心的井田与封建，在朱熹看来，于今皆不可行。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统”与“政统”的分离，这种分离充分表现了儒家的理想主义与出世性特征。“全球化”、“现代化”、“西化”如再加以一种称谓的化，可以说是“世俗化”——这种“世俗化”本身也是西方社会在现代的发展趋势，包括宗教的世俗化。在这样的世俗化过程中，儒学之道统与政统、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之两极愈益彰显各自的独立性。两极之间，儒家之道统、理想与了同工异曲性正可以作为对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世俗文明的补充样式、批判样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