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需求急剧增加，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规模和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这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造成了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至此世纪之交，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造成环境问题的本源是人类对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错误认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就集中在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此，我们可以从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所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汲取营养。
　　一
　　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存在，自然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所有的存在相互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儒家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但他的思想中却包含了这一命题。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⑴孔子肯定了天之可则，即肯定了自然的可则，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⑵《礼记·郊特牲》说：“阴阳合而万物得。”这些论述，都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人的协调、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不分”。儒家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⑶这个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⑷。因此，人类在为自身的生存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把这种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上，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
　　伴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急剧增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滋生并逐步膨胀起来，人类误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主人，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并对自然进行了大大超出其承受范围的“征伐”，这给这颗美丽的星球造成了无情的伤害。近代工业革命之后，曾出现过废气、废水、废渣和噪音等污染环境的公害问题。现在又出现了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森林与物种急剧减少和灭绝、酸雨、沙漠化、水土流失、淡水不足等生态问题。面对严酷的现实，人类必须彻底反省以往的思维、行为，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自然。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共生共荣，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主张二者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协和共存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⑸人生活在自然中，必须按照“中和”的原则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自然的生机和谐及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
　　二
　　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节约自然资源，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载，大禹曾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⑹周文王在临终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 ⑺周文王这番话是在自己的接班人时说的，足见他把生态资源的保护看成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治乱兴亡的首要大事。
　　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儒家主张人应节制欲望，以便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儒家自孔子起就坚决反对滥用资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⑼。《论语·述而》所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以及曾子所说的“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 ⑽，都表达了取物有节，节制利用资源的思想。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统治者节制物欲，合理利用资源，注意发展生产。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⑾孟子认识到其他物类对人类的重要性，所以提倡“仁民爱物”。他所提倡地“仁民爱物”反映了儒家重物节物的思想。他认识到，只有重物节物才能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
　　如果说孟子承续了孔子较多地从人道自然的层面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半个世纪之后的荀子则较多地从天道自然的角度理解自然，倡导尊重并保护自然。他发展了孟子的思想观点，提出了“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⑿得生物协调论，及“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⒀的资源节约论。这种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生态保护思想超越了孟子，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儒家的自然观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很少能够尊重自然，不能从长远和全局考虑如何更好地与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协调发展。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速度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料，同时也正在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江河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所有这些都警示人类：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盘剥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警示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大肆攫取和挥霍自然资源，造成了生物资源、水、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急剧减少，如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已减少了四分之一，生物资源减少了两万余种。人类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气的已探明的储量只能再开采50年（以上数据来自世界观察研究报告）。资源的急剧减少验证了儒家资源节约思想地正确性。只有珍惜和节约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依靠高科技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要开发新的非耗竭型的资源，才能维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孔子一生都以实现“仁”为己任，以实现“仁”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儒家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若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仁者爱人。” ⒁他认为，人与自然应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人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和征服，必须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的朋友，像爱护朋友那样爱护自然。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⒂我们知道孝是为人之本，这就意味着他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高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也指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悉足以谓仁？”进一步将孔子的“仁者爱人”引申到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爱护。
　　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说过：“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 ⒃显然，孔子把对待生物的态度提升到了道德的高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思想范畴，由家庭、社会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把对待生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理论向生态理论的拓展。虽然受时代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所限，儒家理论思想还仅限于朴素的理论范畴，缺乏系统和科学的论证，但它给后人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供了诸多启示，那就是要提倡生态道德，按自然规律办事，节约自然资源。
　　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人类对物质和精神的不懈追求。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极力追求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利益。但人的精神、伦理、道义、美德等崇高的价值却被忽略或异化了。人与自然失去了亲密的交往，自然只被视为人类的工具和手段。人与自然处于分离与对立的状态，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与失衡，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危机。人只有与宇宙共生，与宇宙同行，与生命沟通，才能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进化的崇高目标和理想境界。儒家生态理论思想表达了人类对价值，对精神归宿的探求与追寻。生态道德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有道德才能高尚，有修养才能文明，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才能自觉遵循保护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履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在“人类利益是终极而唯一的价值”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人类在发展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加重了人们对生态伦理道德意义的关注。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天人合一”要求人们从超越天、地、人的立场，从大系统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一思路看，人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关系，从最终意义讲，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天人合一”论具有强烈的泛道德色彩，它将人的仁爱的本心、本性推及宇宙万物，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颐、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均是这种推及的具体说明。儒家生态思想能够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全社会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得到加强。
　　未来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世纪之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人类文明与大自然永恒的话题——和谐，从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悟出“生态和谐”的真谛，与全人类一道，凭借自己的理性思维和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共同努力，创造出一个绿色文明的21世纪。

注释：
⑴《论语·泰伯》。
⑵《孟子·尽心上》。
⑶《论语·阳货》。
⑷《荀子·天论》。
⑸⑻《中庸》。
⑹《逸周书·大聚解》。
⑺《逸周书·文解传》。
⑼《论语·学而》。
⑽《礼记·祭仪》。
⑾《孟子·梁慧王上》。
⑿⒀《荀子·天论》。
⒁《论语·颜渊》。
⒂《后汉书·章帝纪》注引《礼记》。
⒃《孔子家语·弟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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