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战略是指管理活动所必须依据的思想原则和整体规划，它是管理的核心。兵儒两家的管理战略，主要体现在民本论和义利论两个方面。
    　　　　　　　　　　　　　　　　　　　　　

（一）民本论

　　兵家和儒家谈到治国之道，均主张以民为本，以国家的需要为依归，以民众的利益为目标。
孙子首先提出“顺道”“爱民”。“道”即管理国家的规律、原则和战略方针，“顺道”“爱民”就是要顺应规律、顺从民意，爱护民众、体恤民情。令被管理者与管理者同心同德，从而能同生死共患难，临危而不惧，才是管理之道。（《孙子•计篇》，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孙子曾与吴王谈及分守晋国土地的六位将军的前途，认为赵氏亩制大，又不收田亩税，公家聚敛的财富和供养的甲士较少，使老百姓生活比较富裕，因此政权稳固。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吴问》 ）
　　其次要“慎战”“伐谋”。兵家以兵法为研究对象，对战争问题讨论尤多，认为战争是关系一国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慎重对待，发动战争要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出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火攻篇》）；而且，尽可能不使用武力，而是巧妙运用谋略、外交等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的目的；迫不得已要进行战争时，也要充分准备，速战速决。这是从民众利益考虑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
　　儒家早把以民为本看作稳定社稷的根基，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五子之歌》）。亚圣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本论的突出代表。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百姓的地位在国家政权和君主之上，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亦失天下。孟子的治国之道以“仁政”为主要特征，要求管理者是“仁者”，以一颗“仁心”爱护民众、安抚百姓，赢得国民广泛的拥护和爱戴，营造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氛围，这样的政治就是“仁政”。“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所以以仁心行仁政的君主是天下无敌的。
   

（二）义利论

　　从表面看，兵家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儒家则以主张“舍生取义”著称，在处理义利关系的态度上存在分歧。但是究其根本，孙子所重之“利”，并非一己私利，而是国家的公利，与儒家所倡言之“义”并无二致。儒家崇尚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只是在道德原则与自身利益产生冲突时迫不得已的抉择，如果行义举能为民求利，或求利的行为符合道德要求甚或能促成义举时，义利合一、以义生利就可以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根本要义。
　　孙子认识到利益冲突是战争的根源，对“利”作了很多分析。他对“利”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指国家稳固的政治地位。孙子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篇》）连年征战，劳民伤财，势必危及国家政权稳定，不利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第二，指物质财富。孙子说：“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军争篇》）古代以攻城掠地为特征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占有对方的物质财富，丰富本国的国库积蓄。第三，指军事上的有利地形。孙子说：“令敌半出而击之，利。”（《地形篇》）在战争中占据有利地形地势，就能更顺利地击败敌人。“利战”的思想贯彻于战争的方方面面，但是，这里的“利”都是就国家、军队全局而言，绝不是指任何一个人的私利私欲，所以，孙子所谓“利”与道德原则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相互协调，合而为一的。
　　儒家首重义，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更倡“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但并不是说儒家不重视利益。他们认为人生而具有追求财富和幸福的天性，荣华富贵都是人心所向往的。肯定个体求利的本性并不是儒家真正的目的，他们更关心的是，国家管理者如何满足民众的需求，为社会整体的利益和福祉制定方针政策。对此，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主张，“富民”论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虽然十分欣赏安贫乐道的气节，但并不是以贫穷为荣，他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消除贫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治理有方，自身却贫困而卑贱，是很羞耻的事。在重农为本的社会中，孟子更提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进步思想，指出社会分工的产生，工商业的繁荣，对获取社会财富有重要意义。到了荀子，设《富国》篇专门讨论经济问题，设计了一套“节用裕民” 、“计利畜民”、 “轻田野之税”的具体富民措施，奉劝政府开源节流、合理规划、轻徭薄赋，使国富民强。可见，儒家之重义主张与百姓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

二、 管理策略

　　在管理学上，策略是“为了达到总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和利用资源的总计划” ，它既是一种原则，又是一种艺术，既要服从管理战略的布局，又要在管理行为中适时变通。兵家和儒家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战略目标，在策略上主张上下协调，通权达变。
   

（一）协和观

　　人际关系和谐对提高管理成效的重要性，很早就为兵家和儒家所认识，协和观念的提出就是明证。
　　孙子首先肯定了协同在组织管理上的重要性，他说：“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同心同德、步调一致，才能达成预期的目标。上下协同涉及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需要组织内各级成员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被管理者要服从管理者的指令。这一点在军事行动中尤其重要。各项军事行动的展开，都必须在“受命于君”的前提下进行，没有最高统帅的指令，任何人都不能擅作主张，鲁莽行动。肯定管理者的权威是保证组织行为有效实施，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管理者要主动与被管理者沟通。威严的统帅形象不应成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沟通的障碍。事实上，双方只有及时沟通，相互了解，才能建立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实现协同。正如孙子所说，将领要把士卒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护，才能激励他们赴汤蹈火，奋勇杀敌（《地形篇》）。双方沟通的主动权应该在管理者一方。
　　关于人际关系策略，儒家提出了“和”的概念，“和”是人际关系的最佳状态，是集合群体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理想目标的有力保证。孔子“和为贵”（《论语•学而》）的原则在中国历代国家管理活动中影响非常深远。儒家有自己一套人事管理的策略。首先，严于律己，忠恕待人。对待自己，要以高标准、严要求来提高自身修养，不仅要有谦恭辞让的态度，更要有刚直不阿的作风；对待别人，要有宽宏大度的胸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从而建立起一种君贤、臣忠、父慈、子孝的亲敬和睦的气氛。儒家的治国之道可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尤以修身为本，但凡管理活动都先从自身找原因。其次，尚贤使能，礼贤下士。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过程中，管理者掌握主动权，人事管理能否取得良好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行为。孟子有很好的比喻：君主把臣子当作手足，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心腹；君主把臣子当作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当普通人看待；君主如果把臣子看作尘土草芥，臣子就把君主当作仇敌。（《孟子•离娄下》）人都有获得尊重的需要，这一点早已被认识和重视，特别是自身德才出众的人，更希望被赏识重用，管理者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不拘一格起用人才，这对于创造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也是相当重要的。
　　没有协调难以产生高效率的管理。在人事策略上，兵家和儒家有一致的观点。不过，相比而言，兵家侧重于具体运作过程中的一致性和合作性，而儒家侧重于人际关系大环境的融洽。兵家一再强调纪律和制度的重要约束力；而儒家更为看重管理者的道德人格感召力。
   

（二）权变观

　　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权变学派的出现可谓异军突起。他们系统地分析了权变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管理者必须善于随机应变，适时调整管理策略，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的效率。在中国管理哲学中，“权”的概念很早就出现了，开始是指秤锤，兼指称量的活动，后来引申为衡量、权宜、变通，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管理技巧。中国古代，兵家崇尚奇正相生、因势利动，儒家坚持执经行权、通权达变，两者对权变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孙子从军事行动的特点揭示了权变的理论依据。他说：“兵者，诡道也。”（《计篇》）与其它社会活动不同，军事活动通常以最激烈的对抗方式——战争表现出来，战场态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敌我双方的强弱形势随时可能逆转，在这种情况下，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就成了军事指挥家的基本能力要求。我国著名的成语“兵不厌诈”“出奇制胜”就源自于孙子的这个观点。为了进一步说明权变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一贯主张绝对服从统治的孙子甚至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九地篇》）的情况：将领在外统兵打仗，很难及时与君主取得沟通，而战场形势是时刻变化的，在必要的情势下，不妨当机立断，灵活处理。在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商场如战场”的特点越来越突出的时候，适时变通的管理策略显得越来越重要，权变理论学派应运而生，而孙子的古老智慧更得到了世界著名商家的青睐。
　　相比兵家而言，儒家一贯给人一种固守礼教、顽固不化、不思变革的迂阔印象。其实这是儒学发展到后期走向极端的结果，先秦的经典儒学实际上是非常看重权变管理艺术的。
　　孔子把通权达变看作是一门高超的管理艺术，是安身立命、待人处世的理想境界。他说：与一个人共同学习，未必能与他志同道合；与一个人志同道合，未必能与他一起修身立命；即使能与他一起修身立命，也很难和他一起通权达变。（《论语•子罕》）孔子非常反对固执己见和刚愎自用的行为态度，他一生身体力行，有许多通权达变的事迹（《论语》等书中均有记载），故被亚圣孟子誉为“时代的圣贤”。而孟子一向被看作是“封建卫道士”的始祖，对礼义原则之矢志不渝比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即使是他，也提出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的观点，指出具体情况下作出的适当变通只要符合道德原则的根本要求就是可行的，言行不一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反，拘泥于“言必信，行必果”，情况发生了变化也不知转变策略，这是小人之举，并非君子所为。
　　总之，兵家和儒家对必要情况下的适度变通都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当然，兵家论作战，必须以国民利益为依据，以战争规律为指导，这是不可违背的原则；儒家讲教化，更要制定一套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一以贯之的礼制。所有的权变都是有限度的，必须执经行权、通经达权，绝不能离经叛道。这一点，无论对于坐言起行的兵家，还是对于坐而论道的儒家来说，都是一样的。

三、 管理方略

　　“方略”一词在中国古代有计谋之意，在管理上，方略是使管理战略和管理策略技术化和具体化的手段。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最大的特点是“以人为本”，谈到具体管理问题时，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都落实为人，所以管理方略主要讨论的是一个如何管理人的问题。
   

（一）激励术

　　　组织中的每个人，目标常常是不相同的，如何统一整体目标与个人目标，既使个人目标自觉地服从于整体目标，又使个人目标在整体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得到充分满足呢？这需要管理者善于运用激励的艺术。
兵家有“励气”之说，强调了激励军心士气对作战胜败的重要性。两军对阵，兵力的强弱并不必然是胜败的主导因素。如果敌军的士气先遭挫败而沮丧低落，那么不必交战已陷于劣势；同样，如果己方士气高涨，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即使实力不如人，也能以弱胜强，势如破竹。激励士气，增强战斗力，首先有精神上的促动原因。作为将领，一方面要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为士兵树立一个可资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要爱兵如子，关怀备至，激发士兵的感恩之情，这样必定能激发潜能，鼓舞士气。其次有制度上的支持要素。人皆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掌握这个特点，就可以制定出具体的激励制度，行赏设罚就是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之一。孙子主张以赏罚治军，他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行赏设罚的前提，必须在士卒信服的条件下才能制定赏罚制度，否则不足以服众，就失去了赏罚制度的激励作用。二是赏罚须及时恰当，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功高则重赏，过大则严罚，只有赏罚严明、执法如山，才能保证激励制度顺利实施。三是敢于破格奖赏，对屡立战功的普通士卒不仅赏以重金，还加官进爵，使其获得跻身于军功贵族行列的机会，这对于出身贫民的士卒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
　　儒家很早就认识到激励士气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据《尚书》记载，商汤、周武在领兵作战之前，都要举行誓师动员大会。在古代武器装备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士气的高低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儒家的兵学经典——《司马法》，就提出了许多稳定军心和提高士气的方法。当然，儒家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由于这个问题显然更为复杂，儒家采取了比较简化的方法。孔子曾经指出，如果管理者以德治国、以德服人，他并不需要采取太多的治理措施，就能对全体民众产生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就象北极星居于正北，众星辰都环绕它一样。（《论语•为政》）又指出，如果以身作则，不用下命令就能服众，反之，自身德行不正，即使下了命令也难令人服从。（《论语•子路》）“德治”的方式类似于“象征性管理”，它对民众求真、求善、求美的潜意识的激励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德治”成立的前提是管理者有良好的人格修养和被管理者有较强的自我约束力，这显然难以得到保证。儒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了诸如赏罚措施等具体的制度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即既要用德治的方式引导激励民众，又要施以礼制进行规范。（《论语•为政》）精神感化和制度约束并举，是兵家和儒家在激励手段问题上的共识。
   

（二）统御术

　　统御术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最高管理层对中层管理者的选用，二是中层管理者对基层人员的管理。
　　第一个层次讲的是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问题，兵儒两家都主张选贤任能。孙子强调军事统帅的选拔直接关系到百姓安危和国家存亡，所以要特别考察统帅应当具备的良好素质，“智、信、仁、勇、严”（《计篇》）是选拔评价军事统帅的五大要素。兵家把对才能的要求放在考察的首位，是从军事活动的特点考虑的。战争残酷无情，统帅担负着保家卫国、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使命，不容有失，不具备杰出的才智无法担此重任。当然，考察选拔管理人员不能只看某个单一的方面，而应该提出全面的素质要求。孙子所认为的合格统帅，必须具备超凡的才智，诚信的口碑，崇高的德行，勇猛的气魄，威严的形象，五者缺一不可。
　　儒家对选用治国人才有更多的论述。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因此，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选用人才的标准，兵家以才智为先，儒家则首重德行，这与其一贯推行的“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相吻合。选用人才的方法，孔子提出 “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主张通过多种途径识别考察人才。到了荀子，人才观更加开放，他主张不分差等地选拔贤能，只要他们德才兼备，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不拘小节地提拔重用。这种不拘一格的人才思想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
　　第二个层次讲的是对普通人员的统御管理问题，兵儒两家均提出了宽猛相济的主张。孙子的治军方法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将帅对待士卒，既要爱护教育，又要严格训导；既不能过分宽松以免士卒懒惰懈怠，也不能过分严厉以免士卒惶恐不安。采取双管齐下的全面管理方法才能收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儒家从治国治民角度考察，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主张。以道德规范教化民众固然是主要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管理手段。毕竟，普通民众的见识有限，特别在当时，能接受正规教育的都是极少数的贵族知识分子，普罗大众都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中，教民育民的理想一时很难实现。当道德教化不能奏效时，为保证政令的顺利实施，就要采取强制手段约束民众，礼法就是用以治民的具体制度。儒家宽猛相济的统御术与孙子“令文齐武”的思想异曲同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