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孔子不但明确说过”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对富与贵，就如他认为食与色是出自人的本性一样，也是人们普遍之所”欲”。
孔子并不否定人对物质利益和精神欲望的追求，只是反对多欲纵欲，在《公也长》篇中说他弟子申辰多欲，做不到刚毅不屈。而主?quot;欲而不贫”（《论语》）。对富与贵的追求，做到不贪。何谓”贪”？皇侃注”欲财色者为贪”。孔子承认追求财富的正当性，只是反正不择手段的攫取和贪婪。

　　孔子不但承认追求富与贵是人午的普遍欲望，他还不把自己超脱一般人们之上，也承认自己有发财致富的愿望。《述而》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朱熹解释这段话说：”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如果人的财富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谋求到，即使当一名手上拿着鞭子以维持秩序的市场守门卒，我也愿意干。大概在当时不象现在在农贸市场上的管理员，收税员那样威风神气了，那时的执鞭者还视为贱者鄙事。孔子也少贱，多能鄙事。家贫，社会地位低下，为了糊口谋生，什么精活苦工都干过。《孟子》中说，孔子曾当?quot;委吏”、”乘田”，先后干过管理粮库、管理牛羊畜牧场这类差事。至于去当”执鞭之士”，老夫子更不计较职业是否高尚了。设使当上”执鞭之士”，孔子也不会用一些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诸如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乱摊滥派致富，也是最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
其一是弟子子贡的的货殖。旧时商人在店堂内悬挂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大概是想标榜自己属于儒商一类者。陶朱指春秋末范，由于从撑握供求关系的除和不足而掌握物价和贵贱经商致富。子贡即孔子弟子端木赐（前520-前456）大概算历史上最早一位儒商。这位子贡在孔门中事迹颇多，不但利口巧辞，善于外交，而且才思敏捷，据东汉思想家王充在所撰《论衡.讲瑞篇》中说他”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到后来，把孔子比作日月，”不可及”，”无得而逾”。孔子也多次称赞他能”告诸往而知来者”，能对未来作出推测判断。由于善于掌握和分析市场信息，所以在《先进》篇中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quot;。按古”货殖”，即指货物生殖蕃息。司马迁在所撰《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看来司马迁在视商为末业的社会中，并无轻商贱商的偏见。子贡货殖，由于他不受客观必然的速缚，在掌握大量信息条件的基础上作深入分析，因而推测市场行情起落每每准确无误。子贡因经商发财，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他”家累千金”。以司马千的货殖标准衡量，子贡致富道路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他不依靠权力，也不搞假冒伪劣和坑锰拐骗财富来源正当。《论语》中的”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即指子贡其人。司马迁《史记.中尼弟子列传》中还说他”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史记货殖列传》中讲他”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还有那位陶朱公范，据《史记货殖列传》载，他发财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司马迁称赞他”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其二弟子冉求助聚敛。先说冉求此人。冉求，字子有，亦称冉有、冉子。鲁人，少孔子二十九岁。长于政事，多才艺，在孔门中属于最有政治才干者，孔子在回答季康子在问冉求可否使用治理政事问题时说：”求也艺”，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充分肯定了他的才干。在《宪问》篇中称赞?quot;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在冉求多才艺的基础上，再以礼乐培养他，亦可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之人了。尽管孔子称道他的政治才干，但冉求在政治观点上与孔子并不完全一致，他任季氏宰臣后，不能阻止季氏违礼，伐等事件上曾遭到孔子的严历批评。据《国语.鲁语下》，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执掌鲁国政权的正卿季康子欲”以田赋”，实行田赋制度。孔子认为这是”聚敛”，即集各种手段，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以及名目繁多的进行搜括。《先进》篇：”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quot;实行田赋制，在当时，可能有利于封建主经济的产生和成长，并非一逆历史潮流之举。可是老夫子接受不了，砰击为一种搜括行为，指摘冉求不但不加以阻止，且替季氏为门徒，鼓动门下年青人张鼓挞伐。孔子这种态度是否保守姑置不论，又要通过聚敛而增加财富。聚敛，即是不下当的搜括行为，这种富，其来源无义道可言，也不会有正当处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之为富富而不仁。

　　孔子主张的富是一个”仪”字。《论语》多处明确这一点诸如”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向》），”义然后取”（《宪向》）。什么是”义”？义者，事之宜也。孔子认为道德行为之当然，是立身之本。《阳货》篇?quot;君子义以为上”。《微子》篇中，”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然义不只停留在口头上，须体现于”礼”中。卫灵公篇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在富或利的问题上，无论是其来源（得或取）还是对其支配（处）孔子强调”义”，后来荀子在《荀子.正论》中就明确概括为”以义制利”，即用道德来权衡，约束取利致富。孔子这一观点至今有现实意义，没有”义”的规范，在市场经济的下，法制得不到执行，腐败公行。一介草民民赖昌星靠沟结官吏海关走私亿成富翁。走私，偷税，贪污都是暗中苟合的，见不得天日，比起季氏明令的聚敛更黑，搜括手段更肮脏、卑鄙，危害更大。如此一大群人蛀虫和乌鸦，其贪心胜过豺狼。所到之处化公为私，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极至堕落。他们蔑视党纪、贱踏国法。成克杰，胡长清之辈在前倒下，成克杰等后继不绝。作为一种并非个别的举目可见的社会癌瘤，难道他们没有更深层的现实根源可查吗？ 与之相反的是，一大批被誉为当代儒商的君子，见义勇为，他们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报载，诸如李嘉诚，等先生和也黛碧女士，为公益事业慷慨解曩，他们行为理所当然的受到人们的称赞，可谓富而仁者，堪称当代儒商，体现了孔子倡导?quot;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荛曰》）。与那撮赖昌星之流天渊之别，就在一个义字之有无。

　　孔子后学所撰的《大学》中有两句发挥孔子财富观的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朱熹注：”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他们截然相反后果结局证明这是久经历史检验的一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