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认为经学的发展历程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儒学三种形态都与经学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最高的文本依据，以经典解释学的方式表现自身，经学的转型也意味着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经学的发展史与三种形态儒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

    [关键词]儒学；经学；联系；形态

    儒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全面而深刻的，几乎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自身也逐步发展为贯穿宇宙、社会、人伦乃至心性的完整哲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形态，即政治的儒学、心性的儒学和市俗化的儒家伦理，三种形态的儒学的互动与整合构成儒学发展的历史。同时，这一历史也是儒学与经学互动与整合的历史。经学是指在中世纪曾支配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以当时政府所承认并颁行标准解说的

　　“五经”或其他经典作为理论依据，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只许信仰，不许怀疑的学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术从学出”，儒学也就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自那以后儒学的发展就与经学的演变纠结在一起。历代儒家学者几乎都是通过对“五经”或其他经典的研究来发展儒学思想，他们注疏、考证经典，但目的不唯是加深对经典的理解或确认经典的，而是通过这种形式实现对经典的再解释，提出自己建立在经典基础上的学术观点，以发展经学的形式实现真正推动儒学进步的目的。这个意义上，说汉代以后的儒家哲学是经学哲学，儒家哲学史是经学哲学史，似不为过。但是历史上儒学的三种形态与经学的关系又不尽相同，因为自身存在形式的特异性而表现出与经学的关系的特殊性。

    儒学在先秦时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性、实践性，与社会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理论主张几乎都直接指向社会现实。孔子培养弟子，传授“六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弟子们参与政治。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一些学派已不可考，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思孟学派和与子贡有精神渊源关系的苟子学派依然保持了这一传统。汉代以后，儒学与政治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儒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儒学、封建儒学、帝制儒学等就是指这一形态而言。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学，熔铸六经和《论语》以释公羊，并援百家思想入儒学，把源于法家的“三服”思想改造为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思想，从此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开始在中国社会长期产生作用。

    政治的儒学表现为政治与伦理、伦理与权威、伦理与利益的高度统一，其功能是为维护中世纪伦理社会的稳定和均衡，其追求的价值是在伦理的框架内实现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秩序。作为一种曾经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虽然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经过多次整合，儒家政治学说已失去统治地位，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政治儒学与经学的关系极为紧密，司马迁所谓的“以经术缘饰吏治”概括了中世纪经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经术的产生又离不开经典，说中世纪经学以“学随术变”为主导取向，正说明了政治儒学与经学之间互动关系。

　　儒家的社会规范体系是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来发挥的，随着不同时代对社会规范的不同要求，尤其是统治者统治目的和手段的转移，儒家所依据的经典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从两汉到北宋有一个经典的扩大过程。先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或六经(五经的基础上加可能存在过的《乐》)，然后是七经(加《论语》《孝经》)，九经(“三礼”，“三传’’和《易》《书》《诗》)，十二经(九经的基础上加《孝经》《论语》《尔雅》)，最后增致十三经(十二经加《孟子》)。经典范围的变迁和不同时代对同一经典的重视程度不同，反映了这些经典对当时社会政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经典的解释也因时代政治和社会风尚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法和主题。无论是汉学、宋学或清学，它们开展学术活动的动因、过程和结果都与政治和社会风尚有着难解的因缘。判断“经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正揭示了经学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通过经学表现自身的儒学在与政治的互动中发展出政治儒学，这是中世纪儒学表明自身社会价值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体委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人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意义上的精神生命的托付即所谓“安身立命”的问题。心性儒学表现了中国文化的超越理念，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此一形态儒学在先秦由思孟一系开其端，中唐韩愈、李翱扬其绪，至宋明理学而成其大，直至现代所谓第四期儒学的发展，表现为一完整的“道统”的延续。

　　心性儒学历经二千余年的发展绵延不绝，勾勒出我们民族文化求“道”不已的精神努力的轨迹。不过先贤们所致力超越的“道”并不在“器”中，而在儒家的经典之中。因此，对‘‘道”的追求也不是在对象世界中去求索，而是研读经典，以经学的形式表现道学。经宋学与理学的发展呈现为一种胶着错综的状态，相对于名物iJil~讲究家法师法的汉学而言，宋学“以己意逆志”，强调根据自身的体验和理解来阐释经典，似乎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表现了学术在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但是理学家同时也都是经学家，几乎都是通过发挥经义来发挥自己的理学见解。韩愈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正是通过推尊《孟子》、阐扬《大学》，从而揭开了宋明理动。强调“格物致知”通过读书以明理的程朱一派对经典的重视自不待言，朱子曾手订“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此为学者进学次第，通过泛观博览实现读书明理的目的是他们基本的功夫论主张。便是被讥为“空谈心性”，强调为学要“先立乎其大”的陆、王一系也并非不重视读书，只是在“尊德性”与“道问学”孰为重要的问题上选择前者，陆九渊不也说“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主动交代自己思想的经典渊源么?王阳明不也非要跟朱熹较劲，争论《大学》古本问题么?而在理学以后的发展中，‘‘四书”超过“五经”取得“超经典”的地位成为士人必读书，更表明理学不过是具有新的面目的经学。

    在理学发展史上，从训诂之学到义理之学的转变以及理学“道统”的确立都是与经学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这一历史也正可以说明心性儒学与经学之间的关系。唐代《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正义》)的编定是对汉学发展的一次总结，结束了汉代以来的经今古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以南学统摄北学的形式实现了经学的融合①。经学统一了，但是儒家思想却被禁锢了。学者们在反抗和怀疑学术定于一尊的合理性的过程中，迎来了北宋庆历之际的经学变古运动，此后几十年疑经风气弥漫士林。而标志着汉学完结和宋学确立的重大事件是王安石《三经新义》(《诗》《书》《周礼》)的颁行。王安石变法中实现科举改革，以新颁的《三经新义》为标准解释。《新义》提倡义理，对先儒的传注则不予重视，得到了当时读书人的追捧，并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时代风尚。与宋学关系甚大的孟子，其人其书都随着宋学的发展经历了一场“孟子升格运动”。随着孟子其人由隐而显，其书由“子”升“经”，理学家们所乐道的“道统”也逐步得到确立，成为理学学统中的精神支柱。

　　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是指经由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所形成的、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属于“百姓用而不知”的范畴，作为某种习俗、形态、心理定势、情感意向在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如人们经常提到的勤劳、节俭、忍耐、节制、守信、忠诚以及敬业乐群、遵纪守法、奉献精神等等。与政治的儒学和心性的儒学相比较，此一形态的儒学似乎与经典的距离要大一些，有时甚至很难与经典联系起来。其实不然。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几乎是时刻在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规范，它们所以能够走人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人们所接受，一方面固然是它们适合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要推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宣传普及之功。也就是说，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所以形成是经历了一个由经典到生活的过程，世俗化的儒家伦理与经典之间依然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世俗化的儒家伦理与经典之间的联系，可以分为二个方面。一是儒家学者对经典的世俗化阐释，对经典走入生活创造了前提条件。对儒学这样的伦理学说而言，学术的终极生命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只有为人们普遍接受并扎根于他们的精神之中的时候，它才算是实现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历代的儒家学者深谙这一点，汉学家的注疏训释，学家的以意逆志，乃至谶纬之学的传播都带有这个性质。毕竟那些典籍大多年代久远，有的估屈聱牙，更多的是经义模棱两可，或让人不忍卒读，或读后不明所以。经过经学家的解释之后，人们借助于他们所做的注疏、笺释、笔记、语录去理解经典，就方便多了。明代以后更有“四书学”的兴起，还有如《朱子家训》、《三字经》一类的读物出现，对经典的世俗化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官方对经典的普及推广，是经典走向生活最终形成世俗儒家伦理的重要机制。为使人们确信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并把人们的行为规范在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架构中，以维护社会稳定进而维护政权稳定，历代统治者都采取各种措施普及源于儒家经典的政治哲学和心性哲学。西汉时始设博士弟子员制度，以五经教授弟子，并在博士弟子中选拔文官，东汉时立太学，鼎盛时太学生多达三万余人，隋以后进入科举时代，以经学取士，更规范了士人读书的范围和方向。统治者还对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各种忠、、节、悌、礼、廉、义、耻的道德行为进行表彰，在社会上形成倡导儒家伦理的价值导向。

　　儒学的三种形态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三种形态的发展与经学历史的关系也呈错综复杂的状态。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因为担负着为政权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功能，需要不时地从经典中寻找与现实接榫的节点，发展出既符合经典意义，又能说明现实的理论体系，因而政治形态的儒学与经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并且由于理论的晦涩往往比不上现实的生动，政治儒学需要不停地变换自己的形态，以保证自己直面现实的力量，因此政治儒学也是发展最快、赋予经典以最多新意的一种形态。心性儒学是宋明之际儒、释、道合流的产物，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一方面吸收了释、道二教的思想，另一方面理学家们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意见一无依傍地解释经典，宋明之际和近现代的心性学家们形成的一个又一个理论体系与经典之间存在着双重隔阂，一是哲学家的“己意”，一是来自二氏或西学的“它意”。世俗化的儒家伦理与经典的联系就更为松散了。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很难用一种价值观念加以规范，为了让儒家经典对现实发言，就需要变换经典面目，在形式上要通俗易于接受，在精神上要下接人们生产生活的实践，上接民俗传统。因此表现于世俗儒学中的经典意义，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它的本然状态相去甚远。当然，以上所言只是儒学内部三形态与经典之间关系的疏密差异，作为一个整体，儒学与经学的关系是紧密不可分割的，它们间的关系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经学是三种形态的儒学的共同源泉和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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