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崇拜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许多风俗习惯的形式与民俗故事的流传是与语言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到了胶东，宴席一般要备“吉祥菜”――鱼和炖豆腐。宴席到了最后，如果端上一盘整条的鱼，便表示酒宴结束，即使再贪杯的客人也应该知趣地干完杯中酒准备吃饭。以“鱼”谐“余”，表达幸福欢快的生活没有完结，余福长久。长岛等地过年少不了“炖豆腐”，也是取其谐音：“炖”音近粮囤的“囤”，“豆腐”谐音“都富”，还有“幸福”的寓指，可见，这道菜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它自身作为菜肴的价值，已经成为渔民心中美好祝愿的载体。不仅如此，在山东方言中，人们有时会觉得某种说法不文雅，或是不合乎讨吉利的心理，便避而不用，用一些文雅或是吉利的说法来替代。比如，烟台、威海等地过年蒸饽饽时，经常会由于火猛而致饽饽裂开口子，当地人叫“饽饽笑了”，不说“饽饽裂口子了”。笑是人的动作，赋予物体，将其拟人化，饱含了人民群众烘托祥和气...

齐鲁文化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诞生了博大恢弘的孔孟儒学，而且孕育了绚丽夺目的兵学文化，涌现出了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等众多著名的兵家。宋代官修《武经七书》，作为兵家的必读经典，其中《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四部兵书的作者，都出自齐鲁大地。这充分说明兵家文化是齐鲁文化中的一朵艳丽奇葩，同时也是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独具的魅力和风采。齐鲁兵家的基本特征，要者有五。其一，爱好和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政治范畴。向往和平，反对战争，是人们共同的愿望。尽管齐鲁兵家都以兵学立身，但他们无一不反对战争。姜太公主张文伐，即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六韬·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文伐手段，相对残酷的武力争斗来讲，文伐显然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方式。齐桓公时，在管仲的佐助下，首霸诸侯，管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按照胡适的分析，以治丧相礼为主要事务的儒者阶层至少在殷代已逐步脱离直接劳动者而相对独立。也由于他们脱离直接劳动，故久而久之就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非体力劳动阶层。他们的职业相对低贱，收入也相对菲薄。但是由于他们有了相当的余暇时间，从而使他们有条件、有可能且也需要那些礼仪形式与礼仪理论。而正是这种职业性的需要，使得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需要一个专门的智者阶层才能掌握。《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儒，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quot;这里所说虽为周代之后的事，但我们由此也不难想见儒者素来所重视的礼，在儒学成立之前实际上存在一个由简而繁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应该发生在殷代，否则便无法说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时何来那么多的资源凭借。殷代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知道的还不算太多。但殷人极端重视宗教礼仪，则不仅有...

西周政权将这些殷代遗民集中安置在宋、卫、鲁、燕、齐等地之后，基本上解决了殷代遗民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殷代遗民集中在一起，他们虽然已无力反抗西周政权的统治，无法实现殷商的梦想，但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却无法真正认同周人的统治，不时进行一些小规模的骚乱，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为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周王朝在全国政权初步巩固以后，又把姬周王族中最为可靠和最有力量的亲属分封到殷代遗民集中居住的地区。如周公之子伯禽封鲁，石公之子封燕，太公望封齐等。这样一来，在殷代遗民的聚居地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都是用王室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于是，包括儒者在内的殷商遗民便实际上被用人分而治之。殷代遗民被分而治之后，反抗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但作为新兴统治者的周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实际上也面临一个规范制度、重建秩序的迫切任务。于是在西周初年便有周公制礼作乐的事情发生。但从西周初年周人的实际文化状况看，单独凭借周人的努力根本...

明朝中期，倭寇祸殃沿海，危及僧运。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起，倭寇之患日烈，连年劫掠东南沿海生灵涂炭。明政府腐败能，军备不修，对倭患束手无策。鉴于这种局势，戚继光组织了一支冷热兵器配合、步兵骑兵与火器部队协同的新编制部队，开始与倭患对抗。戚继光(公元1528～1587年)，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祖辈皆为行武出身。初于山东专事防倭，任登州卫指挥全事。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秋改调浙江都司全书，翌年任参将，负责宁波、绍兴、台州、金华等地防守，置身于抗倭最前线。针对明军兵惰将骄、纪律松弛、战斗力低等弱点，戚继光两上《练兵议》，并以“杀贼保民”为号召，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九月亲自往义乌、金华招募素质良好的矿工和农民入伍，经过数月的精心编制与严格训练，组成了三千多人的新军。新军在戚继光领导下，纪律严明，作战英勇，对百姓秋毫无犯，多次建立战功，战斗力非常强，被人们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