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山东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这里的远古文化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个性色彩，流传至今的碑刻、摩崖、墓志、画像等就是这宗文化的载体与表现。

西汉初期，国家采用“与民休息”这一有利于医治战争创伤、促进恢复生产的基本国策，从而将社会经济、文化和艺术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目前，西汉遗存下来的刻石在山东出土的约占三分之二。这些刻石的文字，皆是早期隶书的风貌，有较强的篆书遗风，反映出篆书向隶书转化过程中亦篆亦隶的特点。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战国、西汉初期的木牍、竹简，同石刻书法一样，无不说明最初的隶书乃是在战国后期的民间开始萌生的。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的诏令，事实上仅仅约束了官方文书，民间文字的使用，依旧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西汉初期，篆隶完成了体势上本质性的转变，篆书的骨架被彻底拆散。武帝以后，笔画形态的丰富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然而，直到西汉末，隶书笔画形态没有太大的改观。

东汉时期，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进步，使得文化、艺术揭开了全新的一页。各类碑刻文字大量出现，推出中国石刻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梁元帝撰《碑英》120卷收录了大量汉碑资料，郦道元撰《水经注》，也曾无意间提到汉碑一百多种，宋代洪适作《隶释》，收录汉碑115件，在清代人的著录里，汉碑约有200种左右，但很多仅是存目而未见原物。目前流传下来的汉代碑刻，主要集中在山东曲阜、济宁、邹县、泰安、河南安阳、偃师、南阳及西安碑林。近几年，山东枣庄、巨野、济宁、金乡、微山、曲阜、临沂、苍山、临淄、高密、平度等地，陆续又有新的碑刻出土，包括传世作品在内，山东现存汉代碑刻92种，这个数字，几乎占全国现存汉代碑刻总量的一半。它们在功用上，可分为神道碑、庙堂碑、记事碑。书法风格一碑一奇，各领风范，神道、庙堂碑上常见典型隶书，或朴厚、或娟秀、或典雅，蚕头雁尾的波笔是其突出的特征性笔画，记事题刻、志墓文字多为笔画劲直、无波挑的通俗隶书，这是汉代民间最常见的实用性文字，它们是楷书的母体，虽或缺乏某些艺术性，然而却是文字演变链条上最直接重要的一环。

山东境内的汉碑概况：

孝禹碑，刻于西汉成帝河平三年，清同治九年出土于平邑，今藏山东省博物馆。属隶书，其书法遒劲苍古，为古隶佳品。

景君碑，济宁原有景氏三碑，此为之一，东汉汉安二年刻，今藏济宁市博物馆。碑正文、碑阴文皆隶书。结体易方为长，开峭拔一派，极有特点。

武班碑，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刻，今在嘉祥武氏祠保管所。碑首圭形，隶书20行，今已磨灭。
乙瑛碑，东汉桓帝元兴元年刻，今藏曲阜孔庙东庑，隶书，内容记汉鲁相乙瑛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执掌祭祀之事。书风朴素中不失秀美，是汉碑中的佼佼者。

孔谦碑，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刻，原在孔林内孔谦墓前，清初移入孔庙内，今藏东庑。隶书，其书风淳厚。

孔君碑，东汉永寿元年刻，原在孔林内，后佚失，清乾隆五十八年重又发现于孔林墙外，移入孔庙。隶书，书风苍劲敦厚。

礼器碑，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刻，现藏曲阜孔庙东庑。书风精妙峻逸，为隶书极则。

郑固碑，东汉桓帝延熹元年刻，原在济宁孔庙，现藏济宁市博物馆。书风古健雅洁。

孔宙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刻，现藏曲阜孔庙东庑。隶书，书风于规矩中见飞动。

武荣碑，东汉桓帝永康元年刻，原在嘉祥武宅山武荣墓前，乾隆五十一年黄易移于济宁，今藏济宁市博物馆。隶书，书风峭健圆活。

衡方碑，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刻，原在汶上县次邱乡中店村，1953年移入泰安岱庙。正文隶书，书风遒劲拙朴，古健丰腴。

史晨碑，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刻，现藏曲阜孔庙东庑。前、后碑均为隶书，笔风朴厚遒劲，为汉隶佳品。

孔彪碑，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刻，今藏曲阜孔庙东庑。正文隶书，用笔精到，结体严谨。

杨叔恭碑，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刻，清代出土于巨野县昌邑集，今藏故宫博物院。隶书，书法古雅秀劲。

鲁峻碑，东汉灵帝熹平二年刻，今藏济宁博物馆。正文隶书，笔风丰腴雄伟，汉隶中自成一家。

熹平残碑，东汉灵帝熹平二年刻，清乾隆五十八年黄易在曲阜东关访得，今藏曲阜孔庙东庑。隶书，书风淳朴敦实。

孔褒碑，清雍正三年出土于曲阜周公庙旁废田中，后移置孔庙，今在东庑。碑文隶书，书风严谨峻厚。

郑季宣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今藏济宁博物馆。碑文隶书，多已磨灭。

南薄残碑，1982年出土于微山县两城镇南薄麻风病院内，今藏济宁市博物馆。额阳文篆书，正文及碑阴隶书，体势方整，笔画丰厚，与《熹平石经》相似，但较之活泼。

陶洛残碑，1957年出土于曲阜书院公社陶落村南，今藏曲阜文管会。出土时即已破为碎石，后经对合，隶书，用笔圆融精熟，平正中充满奇崛，为汉隶。

竹叶残碑，今藏曲阜孔庙东庑。隶书。

汉谒孔子庙残碑，早存孔庙，今在孔庙东庑。残去上段，多已漫漶。隶书，结体丰肥。

张迁碑，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刻，明代出土于东平县归县乡，1965年入藏泰安岱庙内。碑额篆书，正文隶书，书风朴茂雄厚，独树一帜，为汉碑佳品。

王舍人碑，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1982年出土于平度县灰卜乡候家村西，今藏平度市博物馆。碑早年残为二，今存下半截和碑首碑趺。额题阳文篆书，碑文隶书，书风婉转峭丽，挑笔明显。
伯兴妻残碑，东汉灵帝熹平三年刻，1980年出土于枣庄市台儿庄张山子公社官牧村，今藏枣庄市博物馆。隶书，用笔劲健，结体略长，变化较大，在汉碑中自成风貌。

张寿残碑，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刻，早年出土于成武县，明代截作碑趺，今藏成武县文管所。隶书，书风方整古雅。

延光残碑，又称“都官是吾碑”，东汉延光四年刻，康熙时出土于诸城超然台故址。书体篆隶结合，风格茂密朴厚。

阳嘉残碑，东汉阳嘉二年刻，清光绪元年出土于曲阜，碑阳存10行，碑阴存3列。用笔精到，波笔突出。

除此之外，还有：乐安住照先碑、吴子兰碑等数十种汉代碑，散布在全省各地。其中，尤以鲁西南一带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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