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稷下学宫延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我们至今引以自豪的百家争鸣，追溯历史主要就发生在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汇聚了来自列国的各种学术思想。战国中后期各主要学派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来到过稷下或与稷下有关。《史记》中描述齐宣王时稷下百家争鸣的盛况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邹衍、淳于髡、田骈、接舆、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诸子百家在这里长期并存，彼此交流切磋，通过争鸣辩驳而互相影响、互相吸取，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在这里迅速达到了鼎盛状态，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稷下百家争鸣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主要学派的思想都在这里发展到一个高峰。稷下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这些主要的学派在稷下都发生了分化，产生了众多的支派，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辩驳的局面。同以往那种“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一个学派内部在传承中发生的自然分化不同，稷下的学派分化主要是不同学派之间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吸取而产生的，形成了很多犹如现代科学所谓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没有学术思想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充分争鸣，这样的分化是不会出现的。其次，稷下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还表现为学术思想的融合会通。在稷下，一些曾经势如水火的学派在寻求联手互补，一些原本互不搭界的学派也在形成共识，各学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呈现出纷繁交织的复杂情况。每一个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同时兼有两家或多家学说的思想内容，以至于我们在给某位思想家或某部著作进行学派划分时常常感到很困难。稷下学术的这种既分化又融合的特点，代表了战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离开了百家争鸣的特定环境，很难形成这种局面。第三，学术思想的分化和融合导致学术创新。在稷下良好的学术环境下，各家各派在交流争鸣中不断碰撞出思想火花，使得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和理论创造成为可能，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流派，为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探索出新的方向。例如，道家的黄老之学就是稷下学术的一个重要创新。该学派以道家学说为哲学基础，在政治上主张法治，吸收融合了儒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学派的学术思想，集各家学说的优势于一身。黄老之学既适应了时君世主的眼前需要，又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且引领着学术思想融合发展的大方向，所以最终能够“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之学的出现，一改道家学派疏离政治的传统倾向，积极探讨治国之道，增强了道家适应时代需要的能力，为道家学派开辟了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全新的发展方向。  

　　在稷下百家争鸣取得的这些学术成就中，道家的黄老之学和荀子礼法互补的政治模式理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虽然它们并没有来得及为当时的列国诸侯所实践，但却相继主导了汉代以降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方向。黄老之学在汉初一度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为社会的稳定和西汉王朝的繁荣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荀子的礼法结合、王霸并用的政治理论更是奠定了历代王朝治国模式的理论根基。  

　　稷下的百家争鸣虽然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它作为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意义应是超越时代的。鉴古知今，稷下百家争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有很多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  

　　当年诸子百家在稷下的学术活动，内容主要是探讨治国之道，其积极成果对于齐国的强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历代王朝的治国实践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治国之道，大体上相当于如今所谓的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技术那样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它却指导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这是有远见的明智之举。  

　　思想自由是稷下百家争鸣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示。百家之学之所以能够在稷下学宫得到良好的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同这里较为充分的思想自由氛围分不开的。思想自由是百家争鸣的真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是文化繁荣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弥足珍贵。以史为鉴，我们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就必须切实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