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鲁军于稷曲(今山东曲阜附近)击败齐军的作战。去年，鲁曾助吴攻齐(参见吴鲁邾郯攻齐之战)。这年春，齐为对鲁实施报复，派大夫国书、高无邳率军攻鲁。当时，季孙氏主鲁国政，不愿率军出城迎敌，欲动员盂孙氏与叔孙氏出征。孟孙氏、叔孙氏因不满季孙氏专权，拒不从命。季孙氏宰冉求以国家利益为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利害，极力说服三家联手抗齐。三家遂达成协议，决定在鲁都曲阜近郊组织防御。鲁军分成左、右二军。左军为主力，由季孙氏之甲士7000人组成，冉求任主帅，布防于南门之外；右军系盂孙氏属下，孟孺子泄为帅，协助左军御敌。齐军到达鲁都近郊，从稷曲向鲁军发起攻击。孟孺子泄畏敌怯战，右军军心涣散，遭齐军攻击后即败退至城内。左军士卒起初因不信任冉求，不愿越过壕沟迎击齐军。冉求遂向全军三次申明军纪，并身先士卒，率先持矛越沟出击。众将士紧随其后，冲向敌阵，勇不可挡，斩获敌首级80多...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形成及融合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发现了若干组细石器埋藏点，并命名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头。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起来，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广泛，距今约6000年...

陶轮的使用用陶轮制作陶器，是龙山文化手工业方面的一个巨大进步。陶轮是一人固定在直立的短轴上的圆盘。制作隐器的时候，把一块陶土放在圆盘上面，然后转动陶轮，借着陶轮急速转动的力量，拉动陶土。想让陶器的肚子大一些，就向外拉；想让口小一些，就向里收。随着手势的开合，可以塑出不同形状的陶器来。用这种轮制方法制作出来的陶器，厚薄均匀，形状规整；生产效率也比徒手制作提高了好几倍。这种陶器的特征，是在器面上有一圈圈的弦纹，底部也有同心圆线条的割断痕迹。徒手制作在各地龙山文化遗址里发现的陶器，并不是都用陶轮制作的，还有许多仍旧是徒手制作的。当时，徒手制作陶器，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调好的陶土搓成泥条，再把泥条圈起来盘成所需要的器形，这叫作螺卷法。另一种方法是先做成宽宽的泥片，再把泥片卷成圆圈，一个接一个地堆成器形，这叫作垒筑法。陶窑龙山文化陶窑的构造，也比以前进步了。不但窑室扩大了，可以烧制更多的陶器；而...

农业工具当商代前期的奴隶们从事农业生产时，他们已不再用双手或木棒刨土，也不再仅仅靠一些磨制的石器来进行生产。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尽管还使用石斧、石石奔、石刀、石镰、石铲、石凿等石制生产工具，以及祖先传下来的蚌镰、蚌铲、骨斧、骨刀、骨铲等蚌器和骨器，但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工具—金属工具诞生了。它的出现使过去一切质料的工具都相形见绌。这就是说，这时虽然还大量存在着石器，并混合使用着骨、蚌乃至木器，但却开始了由石器向金属工具过渡并逐渐进入以金属工具为主的时代。商朝的生产工具，主要的已经不是石制工具而是金属工具。商代前期的郑州商代城也应如此。当奴隶们在田野里进行松土、播种、除草、收割等作业时，他们的手里已经增添了铜钁、铜铲、铜刀等金属生产工具了。它很象斧，却不是斧，呈长方形，后部中间是空的，为的是装木柄。带柄的铜钁用来疏松土壤，进行播种，实在是很理想和农业生产工具。有了它和其他的青铜工具，农业生产大...

齐文化遗产既是中国地域文化遗产的一个大宗，也是综合性全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地继承这一份遗产，使之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是齐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考察齐文化源流可以分为三大段：周初以前的齐地文化是东夷文化的一个特殊地域形态，其进化发展虽与内地文化同步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主导因素大致皆出于当地土著夷人文化；两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齐文化逐渐化入广义的中原文化，一方面具备了华夏民族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特质，以其流动性极强的创造活力和高度发达的形态，成长为大一统之前中国地域文化的表率——星汉灿烂的齐学，因之和根底深厚的鲁学一起，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精神的两大源头；秦汉以降，齐文化演化为大中原文化覆盖下的山东半岛地区文化，虽与时俱进，日趋同一，而仍长期保持着自己的独特风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借鉴齐文化，在总体上有几点值得特加重视。第一是它的变革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