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东西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今号称第一运动的足球，其历史也是源远流长。足球在古代又称为蹋鞠，蹋，即用脚蹋；鞠，是外表用皮做成，中间塞以毛发，成为圆球，用脚蹴蹋以为乐。最早记载蹋鞠的是《战国策》，据记载：苏秦当了赵相后，为了联络齐国共同抗秦，他对齐宣王说，齐国是一个大国，方圆两千里，数十万军队，仅临淄一个城市就有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这样的富强国家，怎能俯首听命于秦呢？这表明蹋鞠是当时齐地一项非常普遍的民间体育活动。例如山东滕县龙阳店出土的汉百戏画像石上，有戏球艺人多达十九人的竞技场面。他们各自运球环绕着建鼓而舞。控制球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单足弄球，有的棍上弄球，有的做球上腹旋等等。汉代蹋鞠表演往往与音乐、舞蹈、杂技等场面结合在一起，有男有女，其中单人蹋鞠表演占多数，二人蹋鞠也一般为各蹋一鞠。鞠的位置也不相同，或在脚底下，或在脚面上，或在膝盖上方等，这表明蹋鞠者除了用脚踢之外，还可以用脚踏，用膝顶，或用身体其他部位触鞠。

    对于足球起源于何时何地，可谓众说纷纭。比较权威的意见认为足球起源于古代中国，这不论是从文字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都能得到支持。国际足球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布拉特，曾在亚洲足球联合会举办的教练员训练班上所作的国际足球发展史报告中指出：“足球发源于中国”。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是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通过实践，逐步改进游戏方法，使人们感到踢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齐国都城临淄的人们，就是将踢球、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都当作娱乐活动的。之所以如此，这与齐国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试就以下几个方面稍加分析，以求证于方家。

    一、政治上的“四民分业”定居为足球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管仲为了使齐国富强，对齐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在政治方面的举措就是采取“四民分业”定居。在管仲看来，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基石，《管子·小匡》称为“石民”。如果从事四种不同职业的人杂居在一起，说什么话的都有，相互影响，见异思迁，百姓就不会专心从事自己的职业，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所以，要使四民按职业的不同划分居住区域：让士居住在闲静的地方，让工人居住在官府附近，让商人居住在集市一带，而让农民居住在田野。“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尨，其事易。……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及寒，击菓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鎛，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薄，身衣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国语·齐语》）

    这种四民分业定居的办法管子认为有很多优点。其一是各种职业的思想、技术可以非常自然地传给下一代。从事各职业人的子弟，由于长辈的言传身教，自然地学习了各种专业技巧，对生产技术的提高起到保证作用。其二是可使各业人员安心从事于本业，就是说，不会见异思迁。一个人从小就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听的都是同样的语言，见的都是同样的劳动，就会产生对这种环境的依赖，从而专心继承前辈的事业而心无旁骛。其三，各种职业的人都不见异思迁，那么，从业人员就相对稳定，减少了国家不安定因素。其四，便于国家的行政管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四民”中的士阶层，属于贵族，他们集中在一起，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受全面的教育。而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接受军事训练，以备在国家有战事时出征。蹋鞠是当时为了锻炼腿部力量而设的军事训练活动。为了消除军事训练的枯燥，增加训练的趣味性，通过实践，将蹋鞠逐步改进，使之成为让“士”感到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游戏。这样既达到了训练的目的，又丰富了参加训练者的日常生活。而“士之子恒为士”就为这种传统项目的发展、完善提供了保障。

    二、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战略为足球运动的开展提了物质基础

    由姜太公开创、由管仲发展了的齐国务实而又开放的农、工、商并重的发展经济的方针，强国必先富民的经济视角，为齐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由于管仲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符合齐国地理环境和百姓生产的实际，不仅充分利用了齐国的资源，也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很快就达到了民富国强，为齐桓公称霸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齐国的经济发展，不仅给齐国百姓的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而且对其他诸侯国也产生了影响。《汉书·地理志》云：“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到战国时代的田齐政权依然遵循，齐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虽由于资料的缺乏，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我们从相关资料可以想见大概。《战国策·齐策》中有苏秦说齐宣王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齐国经济的反映。苏秦说：“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弹琴、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些话可能有故意夸大的成分，但与其富裕的基本情况应该是相距不远的。因为苏秦要说服的是对自己国家有着透彻了解的齐国君主。

    文化体育活动是需要依托殷实的物质基础的。设若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能有心思和精力去从事属于精神层面的社会活动吗？所以，齐国的经济发展是当时人们文体活动的基础。也就是说：“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是以“临淄甚富而实”为前提的。自然这种环境对足球运动的开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军事上的“作内政而寄军令”对足球运动开展的影响

    姜太公分封建齐的重要任务就是设法安定周王朝的东部边疆。当时齐地四周的东夷少数民族虽然经过周公东征的打击，但依然有较强的势力，姜太公刚到齐国莱侯便与之争营丘就是明显的例子。东夷的强大迫使齐国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发展军事力量，以应不测。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改革内政，采取“四民分业定居”、“作内政而寄军令”等政策不但扩大了兵源，而且建立了一支常备军，齐桓公于是凭借这支军队北伐戌狄、南征荆楚，“一匡天下，九合诸侯”，首霸诸侯。战国时期，各国“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威王自然非常注意对军队进行整顿，改善军队装备，加强训练，从而使齐军“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史记·苏秦列传》），一扫齐军“号为怯”的局面，使齐军成为列国中一支强大的军队。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军队从兵种构成来看，已经逐渐形成了步兵、车兵和骑兵三大兵种，“舟兵”亦有了一定的规模。春秋时期，步兵的作战编制逐渐被固定，《国语·齐语》所记的“伍、小戌、卒、旅、军”等都是步兵的建制单位。“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戌，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国语·齐语》）春秋后期，各种方阵被广泛采用，而这些方阵都是由步兵按一定的队形排列组成的。步兵是战国时代军队的核心力量，称之为“带甲”，一个国家拥有了“带甲”的数量，成为衡量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

    车兵是军队的重要力量，从对车兵的选拔、兵车的制造和车战的方法来看，要求则更加精湛。据文献记载：“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六韬·犬韬·武车士》）“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即陷之。陈不坚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地也。”（《六韬·犬韬·战车》）

    骑兵以其“急疾捷先”的特点而成为战国时期军队中的快速机动兵种，它主要担负正面突击、邀敌、侧翼包抄、奇袭、长途追击、敌后骚扰等作战任务。齐国在战国时期特别重视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

    如此强大的军事队伍，其训练内容、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春秋中期之前，周王朝对各诸侯国军队的数量及训练情况是有严格控制的。这就是为什么管仲在改革中采取“作内政而寄军令”。既然对周天子和其他诸侯国有所隐藏，其训练发生也有所变化。这样，将军事训练与民间娱乐活动融为一体就成为必然，其对足球运动的影响也就不言自喻了。

    四、稷下学宫为古代足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春秋中后期，学在官府的禁忌被打破，学术开始下移。在诸侯异政、列国争强的形势下，出身中下层和失去贵族地位的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政治、军事等知识才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择君而从仕，选国而效力，因为他们是新兴的士阶层的代表，在社会形态大变革、思想大解放的形势下，他们不尊祖制，不守成法，思想新颖，成为维护新生政权的主力军，在新生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论衡·效力》说，这些可以朝秦暮楚的士人“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能量相当惊人。正因如此，尚贤、贵士成为当时各国君主的行政旗帜，以期通过招揽人才而获得政治、军事、经济的优势，使国家立于强者的地位。齐国稷下学宫的兴办，是这种人才争夺风气的集中表现。“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中论·亡国》）

    由于齐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稷下学宫的先生们提供了优良的条件，一是高门大屋“尊宠之”，一是为他们“开第康庄之衢”。在政治上，给他们“大夫”或“卿”的待遇。但是，他们的活动却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地讲学、辩论、著书立说，还可以自由地议论国事，就是“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说：“齐宣王褒尊儒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捷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风俗通义·穷通》说：“威、宣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同时，他们可以自由地来去，还可以自由地去来，两次到稷下学宫游学、享受卿的待遇、有车数十乘的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就说过：“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则我进退岂不绰绰有余裕哉！”

    稷下学宫中的诸子百家，由于其阶级、阶层和受到的文化熏染不同，其政治倾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就有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政治、经济、伦理、哲学等体系，形成了稷下学宫思想多元化的格局。稷下学宫呈现出学派林立、诸子比肩的景象，成为百家荟萃的学术中心。

    稷下先生及其弟子在学术争鸣之余，进行身体锻炼和娱乐活动也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虽然史籍记载主要侧重于稷下学宫中的诸子百家思想方面，而对其日常活动没有明载，但可以想见，在持续一百多年学人荟萃的稷下学宫，其文体活动肯定是丰富多彩的。古代足球运动在其中发展、完善和普及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五、齐风齐俗对古代足球运动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尚武好勇。传说东夷人的领袖蚩尤好勇，是首先制造兵器的人。当黄帝征发诸侯而“诸侯咸来宾从”时，却不能征服蚩尤。后来“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才“擒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但是，黄帝还经常画蚩尤的像来威慑诸侯，可见其勇武。到了夏代，东夷地方出了个善于射箭的人叫后羿，曾经取代夏政权。姜太公则是周初著名军事家，他不仅指挥周军战胜了商纣王，因军功卓著而被封于齐为诸侯，据记载还留下了不少军事著作。这些领袖人物的行为给齐地人带来很大影响，使齐人养成了尚武好勇的风气。《诗经》中很少有赞扬武人的诗歌，而《齐风》中就有《还》和《卢令》两首赞扬猎人的诗。实际上《猗嗟》也赞扬了射艺，只不过是赞扬了据说是鲁庄公而已，但却也证明了齐人对勇武的倾心，后来齐庄公好武作勇，齐景公蓄养勇力之士，甚至田齐的几位国君也动辄以武，则都是这种风气的反映。

    尚功利，《吕氏春秋·长见》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汉书·地理志》则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

    奢侈。饱暖思。齐国的富裕一方面增强了它的综合国力，使它在长达８００年的历史上称霸称雄，甚至于称王称帝。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得人们走上耽于玩乐、奢侈腐化的道路。经济的繁荣是奢侈的基础，统治阶级的崇尚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史载：“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尽管对“三归”的解释尚不统一，但说明他的私生活比较奢侈则是不容怀疑的。一是孔子曾批评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论语·八佾》），二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虽说“齐人不以为侈”，却也承认了管仲的奢侈生活。《诗经·齐风·敝笱》描述文姜的行动时“其从如云”，“其从如雨”，“其从如水”，也是非常豪华奢侈。齐景公的奢侈生活更是经常不顾人民的饱暖，恶声远播。“滥竽充数”的故事的主旨虽是讽刺南郭先生的投机钻营，却也不难想象齐王生活的奢侈糜费。正是由于经济的繁荣和统治者的嗜好，齐国逐渐形成了奢侈的风气，以至于给苏秦留下了“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的印象。

    尚武好勇、尚功利、奢侈等风俗，虽然对齐国社会发展起过不利的影响，但在客观上对文体活动的开展还是具有一定作用的。古代足球这一传统的体育项目，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逐渐完善和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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