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战国时代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

    稷下学宫是当时诸子百家尽展丰采的大舞台，凡当时著名的学派都有其代表人物来到稷下学宫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其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如下：

    （一）黄老学派及代表人物

    黄老学派是稷下学宫中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它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黄老学派产生于齐，与齐国执政者从政治需要而大力提倡有直接关系。黄老学派学术的突出特点不仅在于托黄帝之名号，以老子之学为基础，兼采儒、墨、名、阴阳五行之说，而且在于它吸收了法家的法治学说，把“道”，“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法治的必要性。其代表人物有：慎到、田骈、环渊、接子等。

    慎到，战国赵人，稷下黄老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思想学说主要体现于《慎子》一书。慎到认为，“道”是“变法”的根据，“法”是“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以法为主兼重礼，礼法兼用，相辅相成。礼法的作用在于去私立公。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慎子·威德》）。特别强调法的去私作用，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子·佚文》）他又重“势”，强调君主权势对于推行法治的重要，但又指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慎子·威德》）为了天下，国家的整体利益，国君必须“立公弃私”，不可枉法而行私。慎到的这些思想，适合了田齐政权的需要。

    田骈，齐人，是稷下先生彭蒙的学生。齐宣王时，被赐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成为著名的稷下先生。齐湣王时，田骈离开稷下学宫，到薛邑，寄于孟尝君篱下。由于田骈好谈论，善辩说，被人送了个“天口骈”的雅号。著有《田子》一书，此书已亡佚。田骈学说的基本的内容是“因性任物”、“贵齐”等。田骈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大道”之则，因而要把握自然之客观特质，因循事物之本性，做到“变化应求而皆有事，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这样便会有“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之功效。既然“因性任物”是处理人与物、人与世界关系的最佳方法，那么要治理政事，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也只能使用这样的方法。田骈哲学中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贵齐”论。“齐”即均匀，无差别。田骈的“齐万物”之“齐”，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齐”，不是对事物差别性，矛盾性的否定，而是对事物差别性和矛盾性的肯定。在他看来，人们在认识和处理自身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上，应遵循“齐万物”的原则，力求做到全面、周遍，而避免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

    （二）阴阳五行学派及代表人物

    阴阳五行学派又称阴阳学派或阴阳家。古代的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的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树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五行”则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古代思想家也企图用这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将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谓之阴阳五行学说，并在稷下学宫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即稷下阴阳五行学派。稷下阴阳五行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邹衍、邹奭。

    邹衍，战国齐人，著名的稷下先生，稷下阴阳五行学派的创始人和我国古代阴阳五行说之集大成者。其著述有《邹子》四十五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衍的学说主要是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邹衍认为，中国是由九个小州所组成的大州，称之曰“赤县神州”。而世界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州共有九个，故称为大九州。每一个大州的外面，都有大海环绕。（《史记·孟荀列传》）邹衍这种对世界地理的认识，虽然与今天的世界地理有很大的差距，但它是对“中国即天下”这种狭隘、封闭观念的否定，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人们的思想。邹衍把五行（水、火、木、金、土）各赋于道德属性，由五行而为五德（水德、火德、木德、金德、土德），然后用五行相生相克的模式来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论证新政权、新朝代产生的合理性。这一学说，虽然深合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的口吻，但它歪曲了社会历史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邹奭，战国齐人，稷下晚期著名学者。学习并继承了邹衍的学说，是稷下阴阳五行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作有《邹奭子》十二篇，今佚。

    （三）墨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墨家学派是稷下学宫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宋鈃，战国宋人，齐宣王时的著名稷下先生。

    宋鈃以救世为已任，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社会主张，“情欲固寡”说，则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根据。所谓“情欲固寡”，是认为人生而少欲，这是人的本性，贪欲、多欲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宋鈃之所以宣扬欲寡说，其目的是要统治者克服私欲，结束相互攻伐征战，减轻劳动人民负担。因之又提出“禁攻寝兵”的主张，他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于战乱之中的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

    （四）儒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极具威名，成为显学。稷下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他把孔子“仁”的理论发展为“仁政”思想。主张“民贵君轻”。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人心向背是政权兴亡，战争成败的关键。孟子还提倡做人要有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激励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

    孟子，曾两度游学于齐，长期活动在稷下学宫。孟子希望用仁政学说说服齐宣王，但是齐宣王一心想争雄天下，他的意见终不被采纳。于是他决意离开齐国。当孟子准备离齐时，宣王试图以豪华的住宅与万钟之粟的待遇来挽留他。孟子以不做唯利是图的“贱丈夫”而推辞。他梦寐以求的是齐国推行他的仁政学说，以致于他走到齐国昼邑时，企盼齐宣王追回他，用他的仁政学说治理齐国。然而等了三天没有消息，孟子抱着失望的心情踏上了归程。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人。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稷下度过的。他受学于稷下，成长于稷下，成熟于稷下，并最终成为稷下学宫中最负盛名的领袖人物。他立足于儒道，汇通百家之学，成为集百家之大成的思想家。

    荀子的哲学思想线贯穿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是存在于人周围的整个自然界，自然界自有它的运行规律即“天行有常”，与人间祸福毫无关系，他反对鬼神迷信，坚持人定胜天思想，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在政治思想上，他主张治国礼、法并用，“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只有“隆礼重法”，国家才得以安宁和强盛。在教育思想上，他认为人的良好智能和行为都是受教育而来，主张：“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通过学习和教育，人的知识和德性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就能一代胜过一代。他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五）纵横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纵横家学派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是淳于髡。淳于髡，复姓淳于，单名髡，齐人，以博学善辩著称，被齐威王立为“上卿”，赐“上大夫”之职，为齐国振兴和稷下学宫复盛，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礼、法兼用而倾向法治。主张为政要顺民心，任官选贤任能，督察奸吏。反对统治者淫乐无度的生活方式，表达了“酒极则乱……极之而哀”（《史记·滑稽列传》）的哲学观点。

    《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邹忌以鼓琴说齐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以“隐语”诘难邹忌，髡说：“狐狸皮衣虽然破旧，但不能用黄狗之皮毛修补”，提醒邹忌举荐官吏要选贤任能，谨防小人混杂其间。髡曰：“大车不修理，就不能载重物，琴瑟不校正，就不能奏出五音”，提醒邹忌要“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以隐语劝谏邹忌改革内政，变法图强。

    （六）名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名家学派是稷下学宫中一个重要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儿说等。

    尹文，齐人，主要活动于齐宣王，湣王时期。尹文主张“以实务名”说：他要求人们按事物的来认识事物，“名”一定要符“实”，反对名实不符。这一理论用以治国，则要求执政者要分清是非，选贤而去不肖，“赏”合其功，“罚”符其过，以此治国富民。

    尹文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名实相应的意义。而且在社会实践中反对名不副实。他在《大道上》以具体事例分析了名实不符的危害。 齐宣王爱好射箭，并且喜欢别人奉承他臂力大，能够使用强弓。其实，他使用的弓只有三石拉力，还常常让他身边的官员拉弓试力。这些官员明知此弓不是强弓，为了讨好齐宣王，每拉到一半就停了下来，逢迎说：“这张弓的拉力不止九石，除了大王别人没有能使用的了。”齐宣王听了非常高兴，一直认为他使用的是九石之弓。在此事中，三石是实，九石是名。齐宣王有九石之名而无九石之实。于是，尹文感慨道：“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

    儿说是稷下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儿说善于辩说，以“白马非马”之论折服稷下学宫中众多的著名辩士。所谓“白马非马”，是说“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白马就是白马，马就是马，二者不能等同。然而白马不是马，所以骑白马过关就不应当交纳马税。但无论儿说怎样善辩，终不能说服守关人。在他照章交纳马税后，方被允许过关。

    “白马非马”论认识到事物的差异与对立性，同时也将这种差异与对立绝对化，没有认识到事物所包含的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抽象地辩说事物的概念名称。

    （七）管仲学派

    管仲学派在稷下学宫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又是被后来学术界所冷落的一个学派。近几年来，学术界对管仲学派的认可，越来越趋于一致。王德敏先生在《管仲学派研究》中指出：“管仲学派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由管仲奠基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官方扶持的历史悠久、阵容庞大的学术派别。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宣兆琦先生在《齐文化发展史》中指出：“管仲学派只是一个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以齐人为主的、推崇管仲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们以传颂管仲业绩和继承发挥管仲学说为己任。他们站在各自的角度，秉承着管仲的功利、务实、实践、改革、开放、创新精神，肩负历史和时代的使命，响应社会的呼唤，丰富着管仲的某个方面的理论学说。”《管子》一书则是管仲学派的一部独立的代表作。《管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涉及经济、政治、军事、论理、哲学、自然科学诸多方面。

    管仲学派重发展经济，首先重视农业生产。《治国》曰：“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在“务本”的同时，又重视林业、畜牧业、果菜种植业。故而《立政》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具备，国之富也。”在重农的同时，又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管子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承认工商业者的地位，重视以优厚的待遇和优良的服务招商引资。主张以“轻重”之术，调控物价，抑制富商巨贾欺行霸市，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管仲学派主张治国礼、法兼用，德治、法治相辅相成。认为：法律是治国之法宝，有之则国治，无之则国乱。同时重视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只有将礼、法，德治、法治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治国方面，管仲学派极重视选贤任能，以人为本。认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极为重视人民在治国取天下中的重大作用。此外，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也十分丰富，要者有“天论”、“道论”、“水本原论”、“精气论”等。强调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主张治国“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表现了很强的创新精神。

    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稷下学的产生，是先秦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高峰。没有稷下诸子之学，就没有战国时代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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