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思想是齐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瑰宝。齐国一直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实行农、工、商并重的经济发展方针，主张并通过商品经济实现富国、强国，这与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相比，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特别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其思想价值越来越被人所认识。本文试对此作一浅论，意在挖掘其借鉴价值，服务于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

    一、坚持本末并举，将商业列为国家经济主体

    齐国向有重视商业的优良传统。太公封齐建国之始，鉴于齐地负海地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等不利发展农业的实际国情，采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基本国策，以农、工、商并重为恢复和发展齐国经济的总方针。他称大农、大工、大商为国家的“三宝”，“……三宝完国乃安”，农齐备则粮谷丰足，工齐备则器具用足，商齐备则财货富足。太公强调：“三宝”之间的关系必须保持相对的协调与均衡国家才能得到安定。如果失调、失控，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安定也可能因此而受影响。太公“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的理论及其由此理论而形成的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方针，保证了齐国的谷足、器足和财货的充足，开辟了本业和末业有机结合、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道路，奠定了齐国的通货积财、富民强国的坚实基础。

    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继承并发扬了太公“通商惠贾”的优良传统，把发展商业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并将重商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和制度化。管仲主张“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力促“商齐全”以求“财货足”。依此规定了齐国商业贸易以搞活流通、繁荣经济、通货积财、来天下人、聚天下财为目标的发展方向。同时，商人出身的管仲还非常重视商人的作用，注重提高商人的地位，把商人与士、工、农并列为四民，视之为“国之石民”，即国家的柱石，并按照“四民定居”的原则，在齐都临淄专设三个商乡，集中居住和进行商品交换，还规定商人不服兵役。齐国终于在农工商并举的基础上强盛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战国时期，田氏代齐后，继续继承了齐国的重商传统，商品流通更加活跃，齐人从商致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商业十分发达，特别是城市作为商业中心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临淄发展成为有七万户的大城市，成为“海岱之间一都会”，其他城市有七十余座，连同小城市共有“百二十城”。

    由于齐国统治者实施了农工商并举的经济政策，有力地推动了齐国商业贸易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齐与各国的经济往来，增进了齐国政治的开放性，从而为齐国的富强和昌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

    二、重视市场建设，为行商从贾提供交易的场所

    积极发展集市贸易，为商品交换提供一个互通有无的交易场所，是齐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齐人很早就意识到“市”的作用。

    《管子乘马》载“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又载“有市，无市乏”。可见，市场是商品流通的主要场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物质财货的标志。虽然市场本身不能创造商品，但它可以互通有无，人们也可由市场推知一个国家商品的多少及其治乱情况。所以齐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市”的发展。春秋时期，桓管时代，齐国已在国都设立了三个商人之乡，当时每 2000 人为一乡，而商人居住的主要场所是“市”，由此可见当时集市的规模一定不小。到春秋晚期，齐国的集市已经很繁华了，例如晏氏在齐地位颇高，其住宅却邻近市区。另外，春秋时在与国都对应的城市郊外已有市场，《管子·乘马》载“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乏。”国都以外人烟稀少，齐国每隔 150 里设置一市场，相互交换商品。战国时，齐国的市场又有了新的发展，国都内大市、朝市、夕市场仍有其形，但已无明显区别，三市已连在一起，从日初（朝市）到日落（夕市）均有人买买，有些城市还出现了夜市。齐都还曾出现了左市、中市、右市等集市。据史料记载，临淄城中以康庄、唐园等市场著称，桓公宫中尚立七市。看来都城里边的中小型交易场所不在少数。除国都外，大小城市也普遍设市，滨海鱼盐大市场以东莱、渠展称最。

    三、优惠内外商客，促进贸易往来

    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招徕商贾，在税收上减轻税率，在管理上给以方便，减少入关手续，减轻税收税率，是齐国商业得以繁荣兴旺的重要因素。管仲实施了一系列惠商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减免关税。减轻关、市税，即“弛关、市之征”：市税百取二，关税百取一；关、市税不重征，即收取了关税的就免征市税，反之亦然；对于通商于东莱、渠展等鱼盐市场的商客，关、市税免征，只履行注册登记手续。对于放空车辆及肩挑、手提的小商贩，给以免征关、市税待遇。二是建立客舍，提供便利服务。①置专职官员管理外商来齐经商事务，三十里设一驿站，备足饮食、宿处，以方便商客食宿或稍事休息。②常备专车，随时为外商及其他随行人员运载行装，并要替商客喂养马匹。③外商与齐国主管官员各执契券以为凭证，商客到驿站（馆）要交契券费；如果在接待时对商客失礼、收费失度、败坏信誉或有损商业道德，官府对专管人员严惩不贷；④国家实行 " 曲衡 " 政策，即明令为各国商客建立馆舍，一切设施务新务齐全。规定驾一辆车的外商，免费就餐；驾三辆车的外商，免费食宿并供给马饲料；驾五辆车的外商，除了同样享受上述各种待遇外，另配给五人以供役使或待卫。三是注重搜集经济情报。管仲建议桓公让人们分赴各国“以监其上下之所好”，这使齐国的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主动性和针对性。管仲商贸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四邻商客进入齐国的欢心喜悦，出离齐国的口碑传誉，美名遍扬天下，确实收到了“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的经济效果。诸侯各国商客与财物源源流入齐国，四邻诸侯竞相朝拜齐国。

    四、加强市场管理，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齐国对市场管理工作一向十分重视，他们认识到，严格的管理，有利于维护市场良好的秩序，促进商业的繁荣，这是齐国商业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首先是建立了严密的管理体系。《考工记》载：“国有六职……商族，农夫和‘妇功'”，国家中央机构设有专门管理商业的管员，在其下又分别设立了从事具体管理的岗位，主要管理人员有市啬夫、市吏等。通过这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的正常经营活动。其次，制定了稽查制度，稽查商之奸行，如稽查假冒伪劣、掺假注水、缺斤少两、买空卖空、欺行霸市等违规行为，同时运用奖惩手段，树立典型，打击不法商人。齐国对市场管理官员还提出了特殊要求，“市啬夫不得独利市”，即市场管理员不允许从市场上获得不正当利益。三是注重商业道德建设。管仲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即只有热爱商业，诚实守信的人才能经商，在这一点的前提下又提出了“以义御利”、“诚信立业”、“公平交易”的要求，并涌现出了巨商——范蠡，史称陶朱公这一诚信立业的典范。陶朱公“与时逐而不（负）于人”，十九年三至千金。其子孙承其经商之道，诚信待人至万金巨富，成为列国诸侯推崇的商界巨头。齐国在倡导诚信的同时，对寡诚无信者，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以维护诚信不遭破坏。对囤积不仁者，“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惩一儆百，以维护商业道德的尊严。

    五、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确保物价均衡谐调

    管仲把太公的“九府圜法”变通为“轻重九府”之法，以“通轻重之权”、“通末利之道”，使财货均衡和调，轻重缓急相济。管仲主张国家要参与市场流通，调整供求，平衡物价。在管仲看来，市场上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物多则贱，寡则贵”。要平衡物价，就要调剂供求，办法是国家要掌握大量货币与谷物。谷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商品，它充当着货币职能，以谷易物的现象普遍存在。管仲说：“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使千室之邦，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国家以充足的货币与谷物作为实力，调剂市场上商品余缺与价格高低，做到“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以重射轻”指的是，以货币收购价格下跌的商品，以阻止物价下跌。“以贱泄贵”指的是，当市场上某商品价格上涨时，国家大量抛售库藏物，以平抑物价。管仲的办法，被历代统治者奉作调控市场价格的圭臬。

    尽管齐文化重商思想这一先进的经济思想在齐国的实践取得巨大的成功，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先进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受到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而产生于战国时代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却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基本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其后果就是阻碍了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育，最终使得我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迟迟难以生长，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经济原因。建国后，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流通业被视为未端产业，人们普遍“重生产轻流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 WTO ，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商贸流通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齐文化重商思想的重要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我区作为齐国故都、齐文化的发源地，理就成为弘扬齐国重商思想的典范，今后应将发展商贸流通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作为最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推动三个产业协调发展，重塑齐国故都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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