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神农氏作，凿木为耜，柔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周书》）以此可见，炎帝是首先发明农耕的人。“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这里记叙的是舜在齐地发展农业之事。舜后的大禹，制定了土地田亩制度，遍治山东境内的济、漯、汶、潍、淄、沂诸水，使齐地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周灭商后，素以农业见称的周部族，很快便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姜太公封于齐地，与莱夷争营丘，建立了齐国，在黄河下游建立了一个新的农业经济区。“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谷宜稻麦”。姜太公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尊贤尚功”的建国方针，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以至于为春秋称霸，战国争雄称帝奠定了基础。从齐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来分析，齐国的兴盛是与其“重农”思想分不开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为邦本

    姜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王问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矣。'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败，生之而勿杀，与之而勿夺，乐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冶国之道，使民之谊了，爱之而已矣。'（《说苑·政理》）即是说，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要治理好天下，就得爱护百姓，给他们好处。

    管仲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开创霸业，要以人为本。坚持“本”，国家则巩固，背弃“本”，则国家危亡。还说：“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所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即是说，爱民、利民、益民、安民，这四者都产生于道。帝王运用此道，天下就治理好了。

    晏子也指出：“民，事之本也”。“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务，民有加利，以此举世者必成矣”，“卑而不失尊，曲而不使政者，以民为本也。”他还针对齐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经济主张。这些都是“民本”思想的鲜明写照。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使“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也就是说，为了得天下，必须得民，得民心，而民心之所向，在于他们的愿望、需求能够得到实现，民心的向背，已成为国家兴亡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教训了。

    二、农为政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即说，英明君主的总务是在于加强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应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管子·治国》）在这里一步指出了，粮食生产是成就王业的根本，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重大事务，是招引百姓的途径，治理国家的道路。因此，就要多做有利于粮食生产的事，不要做有损于粮食生产的事，粮食产量增加了，国家就富裕了。

    《管子》还指出：“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就是说，执政者要注重四时农时，保证粮食储备，国家财力充足了，远方的人们就会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用现在的话说，在这里还朴素地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问题。

    三、多种经营

    发展农业生产，在注重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发展多种经营。“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富。”（《牧民》）“故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溢，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立政》）抓好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但还必须因地制宜的抓好畜牧业生产、蔬菜林果生产、女工工匠的手工业生产，还要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防止灾害等。只有这样，百姓的生活水平才会提高，国家才会富裕起来。

    为了抓好各种经营，官府还设了有关部门和专职的官员，做到职责明确，不得贻误。如：“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收获，司空之事也。”（《立政》）这里说的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雨水多时无涝灾，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相高下，定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种的作物，明定农民服务的日期，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均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巡行千里，察看房屋，观察树木、庄稼的生长，视察六畜的状况以作全面安排，使其努力耕作而不偷闲，安乡重家而不轻离乡里，这乃是“乡师”的职责。

    为了刺激发展多种经营，官还制定了各种奖励制度。如：“民之能明于民事者，置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凡百姓之中有精通农事的，有善养牲畜的，有精通园艺树木的，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有善于治病，有懂得养蚕而蚕不生病的，都要给予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奖励。这些利民措施，调动了百姓从事多种经营生产的积极性。

    四、社会保障

    齐文化中的“重农”思想，还体现在官府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方面：

    （一）轻赋薄敛。“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五辅》）“省刑罚，薄税敛，富矣。”（《小匡》）即是说，国家实行薄赋轻敛的利民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不但会使人民拥护国家政权，而且会使百姓生活宽裕，生产有本，可扩大再生产，这样就会增加社会财富。

    （二）匡急振穷。“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五辅》）就是说，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这叫救人之穷困；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做救人危急。因此，“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入国》）管仲执国政，巡视四方，就五次督行了“尊老养老”、“慈养幼儿”、“救助幼孤”、“供养残疾人”、“给鳏寡以婚配”、“对年老病重者慰问”、“对没有居处者给予救济”、“救济穷困之人”、“对死于国事者祭祀”这九种惠民的政策。

    （三）免役减刑。“年七十以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以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以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椁。”（《入国》）“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山权数》）为了更好的照顾老年人，官府还免除其家属的征役，并给予一定的补助，还提倡孝道，对孝子兄弟免兵役，对于不孝子孙，给严厉惩治；《管子》还主张老人和孩子享受一定的豁免权，“孤幼不刑”（《霸形》）“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戒》）意思是说，年老体弱者和未成年人不处刑，犯罪者可得三次宽宥后再治罪。这些都体现了社会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照顾保护。

    综上所述，只是对齐文化中的“重农”思想作了些浅略的分析，但对于我们解决当今社会的农民问题，搞好农村工作，促进农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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