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稷下学宫—地域宗教文化研究与齐宗教特色
我国的原始宗教文化研究,在古文化研究中一直较为沉寂。究其原因,除了前一时期文化政策的影响外,更在于材料的匮乏。可是,不加强原始宗教文化的研究,就不能全面了解上古社会文化的全貌,就不能正确把握上古社会文化的规律。最近,齐鲁书社推出的《齐文化丛书》中的《齐宗教研究》一书为地域原始宗教文化的研究带了个好头。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的研究,自40—50万年前的“沂源人”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间的齐地宗教,经过了动植物崇拜、无生物崇拜、国神教崇拜、方仙道信仰四个发展阶段。齐地动植物崇拜的主要对象是禾麦、桃树和鸟、鱼、蛇、龟等,与古齐地的自然环境和物产紧密关联;齐地无生物崇拜的主要对象,除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等一般崇拜物外,大石崇拜甚有特色,这也与齐地地理环境、齐地先民的原始生产形态有密切联系;齐地国神教除了崇拜祖先、鬼魂外,太公姜尚总结推行的八神(《史记•封禅书》谓: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崇拜颇有特色;春秋战国时期,发端于齐而波及于燕的崇拜神仙和不死药的方仙道,更成为我国古代宗教史乃至世界宗教史上的一大奇观。
由上述发展历程看,齐宗教信仰的特色首先在于自然崇拜物众多和自然崇拜信仰的盛行。撇开动植物崇拜和无生物崇拜阶段不说,即使在国神教崇拜阶段,齐人的主要信仰也为自然崇拜物占绝大比重的八神崇拜。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对此有较多的论述,其所列八神崇拜中,除“兵主”外,其余七神皆为自然之祀,是对齐宗教信仰特色的很好说明。若再联系同时期其他地域,特别是与齐紧邻的鲁地那种祖先崇拜盛行的情况,这种特色就愈加明显。其原因,傅斯年从文化承传角度云:“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章太炎从地理环境角度谓齐傍山临海,蜃气时结,启发了齐人的自由想象(《国故论衡•原学》)。
寻仙药、见神仙、求长生的方仙道信仰,是齐宗教信仰中的另一显著特色。方仙道之海外神山、仙人、不死药信仰的形成,既有外在因素的影响,诸如海滨蜃气等自然条件的启发、早期外海交通带来的海外异闻等,更主要的还是由齐人对人生感悟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自然崇拜的盛行,使齐人对自然生物投入了较多关注。有感于植物生、长、荣、枯和动物生、长、壮、死诸自然现象,而思及人类本身的生、老、病死,生发人生短促的悲凉(参见《晏子春秋》载齐景公感人生苦短之叹),而试图超脱自然规律的制约,求得自身的永生,故而形成影响中国古代数千年宗教信仰的神仙崇拜。它与齐人对阴阳五行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同样,可视为齐人对“天人关系”这一重大社会课题理论的重要贡献。自此,或追求自身性命的永生,或追求道德精神的流芳,成为齐学和鲁学人生价值观的重大区别,也成为齐宗教信仰和鲁周宗教信仰的显著差异点。
自然崇拜的盛行所诱发的方仙道之神仙、不死等信仰的形成,不仅对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如神仙信仰成为道教信仰的主要内容,不死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要条目,侯神见仙成为道教科仪的主要仪式等,因之使方仙道成为道教的最主要源头之一,而且,其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更为重要的深远影响。如果说,鲁周国神教之祖先崇拜信仰的思维特点是“别于人天之际”,即强调自然与人类的差别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齐宗教信仰的特点,不管是自然崇拜盛行也好,还是方仙道之神仙信仰也好,都表现着“通于天人之间”的思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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