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真正重视音乐的只有儒家，尤其是早期儒家。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在音乐搜集、整理、修订、教学上自觉地做了大量工作，《论语》中记载他音乐方面的言论和实践近30处。孔子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音乐观，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丰富的音乐思想。可以说，孔子既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又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孔子生当“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痛心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无道，愤慨于诸侯“八佾舞于庭”的儹越，以恢复和弘扬礼乐文化为一生志业。他“删诗书，订礼乐”，把音乐作为“六艺”之一教育学生（据说他还编有《乐经》作为教材，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约生前498年）著有《乐记》，是儒家的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一般认为也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思想。系统地学习、研究孔子的音乐观，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扬弃和转型，对当代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孔子的音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音乐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和道德教化工具的音乐功能观。孔子主要是从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的角度来强调音乐的重要性的。

　　我们的古人虽然很早就认识到音乐是“由人心生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即认识到音乐是人们思想感情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精神享受、抚慰和宣泄方式，但却几乎从来没有把音乐当作一种单纯的艺术，放任人们“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把音乐当成一种统一老百姓思想感情的重要的统治工具。《论语》和《乐记》大多是“礼”“乐”双提并论，如：“乐由，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节人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所有这些论述都强调音乐和礼的规范一样，是至关重要的统治工具。礼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能使上下有别，贵贱有等，人们各安其份，乐则能统一人们的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亲近，一团和气，没有牢骚。

　　我们知道，儒家学派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讲“修”、“齐”、“治”、“平”，“博施济众”，以“内圣外王”为目标。因而儒家的音乐理论凸显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也就不奇怪了。孔子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实际就是认为音乐的艺术形式只是细枝末节，政治教化功能才是它的大端。孔子的学生子游对老师的教导领会甚深，并身体力行。他治理小地方武城，就搞得到处莺歌燕舞，一派弦歌之声，孔子带着一批学生到这里，开了一个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但立即被子游顶了回去，他说：“我曾经听老师教导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听了，连忙认错说：“二三子，偃（子游）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事见《论语·阳货》）而康有为注《论语》，在这一章下面有个评论：“孔子礼乐并制，而归本于乐。盖人道以为主，无论如何立法，皆使人乐而已。故小康之制尚礼，大同之世尚乐，令普天下人人皆教和无怨，合爱尚同，百物皆化，礼运以为大道之行也。子游尝闻大同，其治武城先以为治。”（着重号为引者加）他认为孔子的根本目标还是在音乐上，因音乐就是使人们快乐和谐的，大同社会就是要使人们快乐和谐。这种理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重视音乐的政治功能相适应，孔子还具有根深蒂固的音乐等级观。他认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各有相应等级的音乐和舞蹈待遇，不得逾越。当鲁国贵族季氏使用天子的“八佾”舞时（六十四人的舞蹈），孔子就认为大逆不道，恨恨不已，“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他还曾对三大氏族在祭礼完毕撤席时用《雍》的音乐来赞唱提出了批评。

　　今天看来，孔子和儒家过于重视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带有一定的偏颇，其音乐等级观更是保守落后的。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孔子并没有左到“只要政治性，不要艺术性”，他强调音乐要“尽善尽美”，也不忽视音乐的审美功能。《乐记》提出：“乐者，乐也。”音乐就是使人快乐的。孔子曾经陶醉于优美的音乐艺术忘乎所以，他在齐国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并感慨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二、把乐教作为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培育“仁人”的基本手段的音乐教育观。

　　孔子重视乐教，他的教学课程中有音乐一门，并且是所谓基本课程“六艺”（礼、乐、书、数、射、御）之一。但是孔子办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业技术或艺术人才，毋宁是进行道德教育，塑造理想人格，培养“贤人”、“仁人”、“圣人”。孔子曾明确宣示音乐是最终完成人的修养、使人成为人的手段。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使人受到启迪，使人走上人性之道；礼使人获得规范，培育人性，树立人格；乐才能使人得到人性的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认识到音乐作为人的一种欲求，既不可能去除，也不可任由放纵，而应当通过恰当的乐教，使人真正成为人。他的办法是将理智引入、渗透、融化在情感中，通过潜移默化，使理欲调和，既让情感得到一种属人的渲泻，又使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得到升华和重塑。

　　正因为音乐可以 “治心”，所以孔子和早期儒家非常重视乐教的推行。《乐记》上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著其教。”认为古时贤明的君主就重视乐教，通过乐教来引导、节制人们的欲望，改善道德和风俗。他们重视对传统音乐、乐舞、诗歌（那时诗、乐、舞还是三位一体的）的继承和修订，重视对民间音乐的搜集改编，并且认为音乐的高下、轻重、快慢、音色等都与一定的教育功用相关，务必使其中规中矩，依仁由义。孔子认为高雅严肃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心，使人们免于放荡邪僻的意念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自己也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的弟子也很好地继承了他的学说，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如前所引子游治武城事，就是在老百姓中推行乐教。

　　三、尽善尽美、中正平和的音乐评价观。孔子确立了“尽善尽美”的音乐评价观，他大力提倡中正平和、古雅端庄的雅乐，尊重健康的民间音乐，批评之音。

　　孔子评价音乐好坏高下的第一位的标准是思想性政治性，但他也重视音乐的艺术标准，要求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孔子曾经称赞“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认为经过鲁大师挚加工的《关雎》的乱的部分非常丰富复杂，艺术性强。《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武》是武王乐，但《武》宣扬以征伐取天下，是鼓吹战争的，所以孔子认出思想性上还差了一截，不能认为是完美的音乐。他还曾提出“文（形式）质（内容）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主张内容和形式要很好地统一起来。

　　孔子对音乐的艺术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自觉地遵循。他“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因为音乐是情绪的真实表达，“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记》），哀不可以骤乐，故不能歌。孔子还曾对鲁国的大师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认为音乐应当是：开始，兴奋而热烈；接着，和谐而纯静，清晰，连续，然后完成。

　为了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孔子是下了大功夫的。“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听到别人好的歌，好的唱法，他都要请求那人再唱几遍，他就跟着别人唱，务求领会。他曾向师襄子学习鼓琴，在未“得其曲”、“得其数”、“得其意”、“得其为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婉言谢绝师襄子关于更换新曲目的建议，刻苦专一地练习，直到对乐曲的内容、乐曲的规律和形象都有深刻的理解为止，令师襄大为叹服（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提倡具有良好教化功能的雅乐，同时也尊重健康的民间音乐，并曾给予高度的赞美。如他曾称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关雎》是周南地方的民歌，孔子认为它中正平和，合乎乐教的原则。他的正乐工作，如前所述，是广泛地汲取了各地民间音乐的营养的。他奔走诸侯之间，既是宣扬他的“道”，也可以说是四处采风。“乐正”，是孔子“自卫反鲁”之后的事，正是采风的成果。但是孔子对于那些低级、放纵、的音乐，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并反复加以挞伐，不惜上纲上线，这与他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和崇尚中庸之道是密不可分的。如他曾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论语·阳货》）郑声太过份了（淫，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并且严重干扰雅乐的传播，必须加以批判和取缔。《乐记》上还批判“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认为这四个地方的音乐“皆淫于色而害于德”。过去有人认为孔子是站在贵族立场歧视民间音乐，这是有失偏颇的。

　　四、主张节制、适度的音乐享受观。

　　早期儒家已认识到音乐是人必不可少的欲望，这比墨家因反对浪费而“非乐”无疑更实事求是，但是儒家也并不循此而认为可以无节制地满足人们对音乐的欲望，恰恰相反，儒家提倡在音乐享受上要节制、适度，并且主要是把音乐作为治理教化工具，作为一种极重要的意识形态。《乐记》上说得很明确：“是故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孔子和儒家奉行“中庸”的原则，认为凡事过犹不及，作为一切行事的方法论，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孔子提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论语·季氏》）凡健康有益的享乐，应该合乎礼乐的原则，应该用礼乐来调节自己，而不应骄奢淫逸，放纵无度。他批判郑声，也是因为它过度，而称赞《关雎》，则是因为它适度，“快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痛”。

　　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孟子、荀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音乐观，但总的来说没有很好地发扬光大，尤其是程朱理学，把音乐视为应该去除的“人欲”，“执礼甚严”，“遂令中国废歌”（康有为注《论语》）。实际上，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今天我们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精神支撑。创造音乐事业的新辉煌，既要融汇中西，又要立足现实，继承传统。理解、继承和发扬孔子音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助于我们树立辩证的音乐功能观，使音乐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科技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音乐文化日益普及，人人都可以走着唱，都可以卡拉OK一曲，都可以当一回音响“发烧友”。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音乐的社会功能，关系到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现实课题，是制定相关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首先应看到，孔子强调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要用音乐来“和民声”、“治人心”，确实是站在贵族阶级和统治者立场来认识的，具有片面性。尽管孔子认识到了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一些特质和规律，但他在理论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艺术的审美愉悦功能。孔子音乐观的这一缺限的流弊是严重的，可以说，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能脱其窠臼，能离开政治来思考和谈论音乐。这使得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在我国文化史上缺乏独立的地位，因而无论在音乐理论、音乐创作的发展上都受到束缚，尽管在创作和表演技艺上也曾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整体来看，我国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直到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先驱者通过学习借鉴西洋音乐，并与传统的民族音乐融会结合，才造成了我国现当代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应看到，孔子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和强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有一个相当长时期把音乐作为政治的附庸和单纯的宣传工具，使音乐艺术的发展一度滑入低谷。所以，摆脱这种传统音乐观的樊篱，使艺术真正成为艺术，保持艺术应有的独立品质，是我们今天仍应努力的方向。恩格斯曾认为宗教、哲学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实际上艺术包括音乐应该更具有这一特点。

　　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从根本上否认音乐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认为人们只应当、只能够“为艺术而艺术”，所谓“为人生而艺术”乃是对艺术的亵渎。这是另一个极端上的认识误区。音乐总是一定时代一定人们思想情感的表达，同时又深刻地作用于受众，影响、调节、范导更广范围的人们的思想感情。原始时代“邪许”之类的举重劝力之歌，能够齐一人们的劳动步调；靡靡之音使人意志消沉，消极颓废；健康优美、激昂上进的音乐，能使人受到美的熏陶，受到鼓舞教育，使人们的心智情感更为健全。这些基本原理是不能否定、不容否定的。艺术应该有独立的品格，不能沦为政治、宗教的仆从。但是作为社会的产物，任何艺术又决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人的艺术，我们不能幻想有不表达任何思想感情、体现审美观点的音乐作品。在这方面，贝多芬的事例是引人深思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本欲献给法国执政者拿破仑，但当得知拿破仑将称帝时，贝多芬立刻将总谱写有题词的封面撕下，并愤怒地高喊："这是一个者!"后来出版时他将标题改为"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英雄而作"。最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一定时代的良心和代言人，艺术作品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

　　音乐对于人们，既有享受、抚慰、渲泻的作用，又有美育、道德教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等功能。音乐是人们心声的表达，我们既要从音乐了解民情民心，也要通过弘扬先进的音乐、支持健康有益的音乐，来引导人们树立高尚健全的审美情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当前，音乐艺术日益大众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这既是一种进步，也存在着殷忧。毋庸讳言，我国音乐艺术在整体健康上进的交响乐中也存在着杂音和不和谐音。突出表现在高雅音乐的曲高和寡，缺离群众，小情小调，孤芳自赏，通俗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则缺乏基本的规制和引导，八音齐奏，鱼龙混杂，其中不乏晦涩的、荒诞的、低级趣味的的作品，产生了并仍在产生着不良的影响。

　　党和政府对音乐工作十分重视，制定了有效的音乐政策。“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等文艺方针政策，是音乐艺术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批判吸收我国传统的音乐理论，更加全面地认识音乐艺术的功能，更加突出音乐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健全完善音乐政策，从而使音乐艺术更好地为社会和谐建设服务。

　　二是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音乐教育观，推动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孔子的乐教思想，对我们极富启发。孔子既不是单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推广乐教，也不仅仅是着眼于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来重视音乐，而是把音乐教育当成整个教育的完成阶段，当成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修身的手段，当成完善人的最终途径。孔子希望通过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当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在学校教育中音乐教育不受重视，一些农村中小学不开设音乐课，或虽然开设而常常被其它升学考试课程挤占；很多学校和教师对音乐教育的目的、音乐教育与人的素质培养、音乐教育与横向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有些教师把掌握技能技巧、乐理知识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些教师只强调音乐的愉悦性，忽视其教育功能，教学生唱一些不适宜的、格调不高的歌曲；也有一些学校和家长把音乐教育当成中、高考的终南捷径，对学生进行畸形的音乐技能技巧的强化训练；社会音乐教育也比较薄弱，一些公共机构在音乐教育上“不作为”，而一些媒体、文化传播机构则在利益驱动下，不顾社会效益，散播腐朽、落后、不健康的音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并努力探索解决的办法。

　　首先要充分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它包含着丰富的横向学科知识，体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具有辅助、促进德、智、体、美协调发展的功能，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中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人们认识世界通过两条途径，一是科学的，一是艺术的。艺术教育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之一，也是启迪人类智慧的钥匙，很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曾经从音乐中获得灵感。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其音乐修养，还要启迪学生的智慧，丰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总之，音乐教育要使学生既“修业”，又“进德”，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其次要制定相关政策，采取一定的措施。有关职能部门要完善课程计划，提高音乐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格局中的地位，扭转长期形成的“音乐是副课”的观点，并抓好计划和制度的落实；要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校音乐师资的培训和教学设施的配备，也要加强高等学校音乐选修课的开设，要注意提高音乐教学质量，增强音乐教学感染力、趣味性、技巧性；要从发展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的角度，把德、智、体、美、劳作为教育的系统工程整体推进，把音乐教育与思想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协同起来，提高教育的整体功能；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如大众传媒、职业培训机构、街道社区、群团组织等，也应承担一定的音乐教育职能，推动健康、上进、优秀的音乐艺术的传播。

　　总之，要通过推广音乐教育，发展音乐事业，增强民族的音乐素养、审美能力，丰富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形成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风气。

　　三是为我们处理音乐艺术的主旋律与多样化、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我们基本的音乐政策之一，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孔子对古代流传下来和各地的诗歌，“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韶》《武》《雅》《颂》等音乐就是孔子认为的当时的主旋律，《韶》是舜乐，《武》是武王乐，而《雅》《颂》则是贵族创作和宗庙祭祀的严肃音乐。孔子将原有和搜集来的三千多篇诗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简到保存在《诗经》中的305篇，保存下来的当然是合乎主旋律要求的作品。但是孔子具有比较全面的音乐观，他熟谙“和而不同”的哲学原理，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应该有多种色彩，要允许多元性、多样化存在。他不主张把音乐搞成“清一色”，他对直率大胆的爱情歌曲《关雎》津津乐道，他学习各种乐器，如琴、瑟、磬等，学习各地民歌，都表明他是提倡音乐多样化和“百花齐放”的。

　　对待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我们现在了解的好像孔子只提倡雅乐，而对郑卫之音则很痛恨，似乎孔子是反对通俗音乐的。郑卫之音当然不能复现，但十之八九是当时影响比较广的流行音乐，同时思想不是那么健康，格调也不是那么高雅，所以孔子从他的原则出发，对之特别警惕。孔子强调对通俗音乐要改造、提高、引导，这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随着音乐艺术的普及和大众化，通俗音乐的生命力日益强大，很多经典音乐也是通俗音乐长期发展升华而形成的。应该看到通俗音乐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它贴近时代反应社会生活的敏锐性，它表现形式的明快性、单纯性和风格的多样性，往往是严肃音乐、高雅音乐、主旋律音乐所不能及的。但是通俗音乐领域确实存在着鱼龙混杂的情况，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艺术生命力来看，都存在着很多不足，需要引导、提高、改造。应该看到，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并无严格的界限，我们不要人为地严“雅俗之防”，而是要坚持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优秀的通俗音乐大力弘扬，对健康的通俗音乐大力支持，对落后的通俗语音乐加以改造，对腐朽颓废的通俗音乐加以抵制和批判。

　　四是对尊重音乐艺术规律，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和音乐水准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两千多年来，孔子的思想学说对我们民族产生了任何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孔子一直奉行“述而不作”的原则，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是作搜集、整理、传播工作，直接著述甚少，那么孔子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孔子在他承继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精益求精，吞吐融会，进行了艰苦的采花酿蜜的创造性工作，重铸了民族文化的灵魂。如前所述，孔子对歌唱、乐器演奏、指挥、音乐整理、音乐批评等，都探索到了至今仍有价值的一些规律，并且自觉地坚持、遵循。今天，我们对音乐艺术规律的掌握无疑比孔子时代要更丰富、更全面、更正确，但是我们应牢记，如果缺乏孔子那样的尊重规律、遵循规律的自觉精神，我们仍然有可能偏离规律，甚至像“文革”时期只允许八个样板戏存在，严重损害和摧残音乐事业的悲剧也未必不会重演。因此，在今天，我们批判继承孔子的音乐思想，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自觉精神，树立科学的音乐观，推动音乐事业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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