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经典的创构，《文心雕龙》不仅在于其具体可观的篇章结构，更主要的在于她背后的人文精神的磨练。而这种人文精神的磨练。有三大要素，其一是对于古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承，其二是对于佛学精神的张大，其三是刘勰自身人格精神的融入。这三大要素互相融合与促进，构成了刘勰的精神世界和写作动力。当然，还有道家与玄学思想等因素的熏陶，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首先得益于传统的儒家人文精神的濡涵，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中，曾追忆他在七岁时与三十岁左右做的两个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寝，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刘勰自叙在圣人情结的感召下，“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据说孔子慨叹几天不梦见周公便惶恐失落。刘勰自小崇信孔子，三十岁左右曾做梦执执礼器跟随孔圣，同时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在崇尚玄虚与佛陀的南朝，刘勰具有这样的圣人情结也是少见的，刘勰把圣典作为文章的本原，儒家的原道与忧道意识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孔子的忧道意识与人格精神是他建构文学思想的逻辑出发点。孔子注重中华文化历史的延续性，认为这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后人对于孔子最感念的也是这种忧患精神。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叙作孔子世家时指出：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於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司马迁这里强调孔子担忧中华古文明在他所处年代的断缺，为此而作进行文化上的修列整理工作，如作《春秋》，整理《诗》、《书》、《易》等经籍。这种整理的过程中贯穿着文化历史的传承意识。孔子曾坦陈自己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孔子对当时道德的沦落和学习的废弃忧患重重，认为这是礼乐文明毁弃的结果。孔子为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的著名观点。刘勰最推崇的是孔子这种人文忧思与人文创建精神，认为正是孔子的这种创设经典的功勋才使得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他明确提出：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刘勰明确提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将道作为文辞与文学精神张大的内在蕴涵，这里的道，其实深藏着刘勰的人文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人文精神依靠的是人格精神的承担，体现与人文与人生的一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

　　刘勰的人文思想既有传承性，又鲜明地体现出魏晋以来的生命文艺观。魏晋以来的审美精神中的人文意识，相对于先秦两汉的传统人文精神，更加重视人的生命本体，将文学写作视为人生的目的而非手段，将文学作为生命精神的凝聚，其中的生命悲剧意识更为突出。刘勰受佛学影响，对于生命的理解重在精神的创造，他力倡形尽而神不灭。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末篇《序志篇》中，曾自序其心思所为：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这一大段话在赞扬孔子的话之前,可以说明刘勰是从很深的人生意义与人文关怀和高度去彰显文学界意义的,这同他在《原道篇》从天地人三才的高度去说明文学产生的观点相一致。刘勰在《序志》的末尾感叹：“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刘勰认为写作《文心雕龙》乃是心灵的寄托，人格的彰显。刘勰特别重视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职责，而这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悲壮使命感，这明显地受到孟子的影响。孟子提出要效法孔子对于当时的邪说进行批评：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

　　孟子对于当时杨朱与墨翟的看法并不见得正确，但是他的这种批评精神与勇气却是有其价值的，也是后来韩愈等人立论的精神渊源。孟子较之孔子，更加突出了士的神圣批判职责，以及相应的自尊自立人格精神。刘勰继承了孟子的士的责任心，以写作《文心雕龙》，从而将人文精神与士之责任意识联系起来。

　　值得关注的是，刘勰将“三不朽”与树德建言、时光短暂的人生观结合起来，从而加重了士之建德树言的悲剧感与神圣感。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中还对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作了重大的突破，对于文学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这是魏晋文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他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在这里强调，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唯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延续，因此，他把文学创作看作延续个人生命价值的寄托。《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士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这段记载说明，曹丕所以要发愤著书，正是感于人生凋零无期，希望在文章中使自己的生命意识留存下来，垂名后世。建安文学的自觉，与曹丕提出的这种文学观念直接有关。本来，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有太上立功，其次立德，再次立言的“三不朽”说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曹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它们的思想。但其中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前人所说的立言，是指在立德、立功二者都不成的前提下，才退而立言，以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遭受刑辱之后，发愤著书，仿效孔子、左丘明等古人著书的事迹，以“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对曹丕来说，位居王公，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问题。他的自觉为文，是因为感到生死问题的严峻，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识延续不绝。曹丕感叹“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强调文章可以传载人的生命精神，超轶时间而流布后世，标志着汉魏以来文学观念的进步。

　　刘勰的人文精神，发展了曹丕的这一思想，它集中表现在对于将树德建言与生命悲剧意识融合在一起。在《文心雕龙》中，这种意识是很强的。比如在《诸子篇》中刘勰慨叹：“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刘勰慨叹人生苦短，是以志士惜时，炳曜垂文。在《程器篇》中，刘勰批评历史上有些文人以文为戏，德行有亏。为此他号召：“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很显然，儒家沉重的人文忧思与历史责任感，是刘勰文学与人生观念的基础。尽管当时许多文士竞相解构意义，耽于世俗，纵情声色，娱乐人生，而刘勰此时却呼唤人文，担当责任，显得多么不易与难得！正是儒家的这种人文忧患意识与责任精神，铸就了刘勰深沉的人格精神，融入了《文心雕龙》的写作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勰写《文心》与屈原赋《离骚》、司马迁作《史记》一样，都是思古人，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升华人格，体验生命的精神结晶，充满着感人至深的人文情怀。

　　此外，探讨刘勰人文精神来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不能回避刘勰与佛学的关系问题。刘勰的精神世界中，虔诚的孔圣情结与同样虔诚的佛教情结，结合得如此完美，留下了许多谜一样的值得研究的空间。以往研究刘勰与《文心雕龙》的著论，一般认为佛学对于刘勰主要是一种世界观，对于《文心雕龙》的正面影响作用不大。笔者认为，从今天看来，佛学对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所起的作用可谓巨大，主要体现在正面作用上。具体说来，它弥补了儒学在信仰方面的不足，体现在对于刘勰人文精神的深化，以及人格意志的培养上面。如果我们脱开以往的哲学史观模式，而是着眼六朝固有的思想文化特点，便不能不看到佛学在六朝时期的复杂情形。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既把审美创作看作“发泄幽情”、“导达意气”的精神寄托，又把佛教视为解脱烦恼、求得来世幸福的天国幻想，审美与佛理，都是他们排遣人生忧嗟的精神宣叙。唐代道宣编的《广弘明集》中，就收录有南朝许多诗人的佛像赞颂之作和颂美佛法的诗文。《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教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作领域，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的《佛影铭》、《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章写作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人，说明佛教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每个人的解读与领会是大相迳庭的。魏晋时期的佛学重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与精神的超越，而齐梁佛学只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的世俗心态的需要。梁武帝的佞佛，也只是得其皮毛而已。当时盛行的“神不灭论”，和梁武帝儒佛兼修的学说，其实并不是佛学的精华，而只是对佛学粗陋的实用主义的解释与运用。

　　刘勰则是从精神人格方面去传承佛学精华的，他对于佛学重在精神实质的领会，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汉魏以来的佛学是对于中国古代儒道文化的补充。中国古代的儒道主流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贴近人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是这种思想文化在精神信仰方面受中庸之道的影响，过于应变而缺少气节与人格毅力，近代国学大师与革命家章太炎在《论诸子学》中对此有过很深切的分析与批判。章太炎为此倡导佛学唯识宗的主观精神，这一点可以视为我们今天看待刘勰精神人格与《文心雕龙》成就的依据。儒学在齐梁时代虽然较之魏晋年代有所回升,从梁武开始重新倡导经学,但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许多文人骨子里是随时应变,没有人格信仰。如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便是典型.就当时南朝文人来说，他们已逐渐演变成新型统治集团的文学侍从。如果说，刘宋时的谢灵运在其山水诗中参悟玄道，透露出傲视新朝的孤独之气，到了稍后的谢脁、谢庄等人，则在皇室的倾轧中苦苦挣扎，丧失了人格尊严，最终亦不免罹祸。齐梁时的沈约、王融等人，尽管与最高统治者有矛盾的一面，骨子里是瞧不起这些新贵的，沈约为此得罪滩武帝忧惧而死。但世族的软弱性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显示出来。如沈约“昧于荣利，乘时籍势，”“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由这些文人创作而成的“永明体”以讲究声律、词采、用典和抒发清怨为特征，虽不乏哀婉动人之处，但终究缺少建安文学中的那种黄钟大吕之声与正始之音的深沉邈远。它和萧梁宫廷文学一起，构成了当时文学的主要景观。因此,在这种时候,重要的并不是表面的学说如何,而是风骨与信仰,如果刘勰仅仅是表面上是对于儒学倡导,那么他很可能鉴于时尚所向，趋炎附势，人云亦云。虽然他在当时不得已也走过沈约的门路,但最后还是在返归定林寺后剃度出家,以此来向世俗抗争,实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人格主义。

　　刘勰是一个精神很固执的人，这一点与他的老师僧佑有相似之处。探讨刘勰终身未娶，以及晚年脱离官场，最后皈依佛门，再入定林寺的重要原因，不能不看到他的老师僧佑对他的终身影响。僧佑本身便是一个献身佛教，信仰坚定，人格高尚的僧人，与六朝时代的慧远等高僧可以比美。据梁代慧皎《高僧传·僧佑传》记载，僧佑“年数岁，入建初寺礼拜，因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怜其志，且许入道，师事僧范道人，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佑知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佑师奉竭诚，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佑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从这些记载来看,僧佑是一个具有虔诚宗教情结的人,对佛教典籍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的地步,曾编有著名的《弘明集》，同时多才多艺，人格高尚，在朝野广受世人景仰。老师这种狂热的宗教精神、博学多才、人格魅力,毫无疑问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僧佑死后,“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而佛教的精神毅力与刘勰的儒学信仰正可以互补。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完成《文心雕龙》之后,据《梁书》本传记载，竟然“未为时流所称”,确实很郁闷，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实乃必然。因为他的文学精神与文学观念特立独行，与当时人差得太远，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尽管沈约加以推重,但只是“谓为深得文理”,很显然这是一个买椟还珠似的悲喜剧。刘勰并没有因此而走红,加之曾一度赏识他的昭明太子死去后,宫廷斗争险恶难测，刘勰万念俱灰,只有选择出家了.出家既是对尘俗的舍弃,更是对尘俗的抗争。刘勰的人格精神同他所信守的佛教精神论直接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佛学代表作《灭惑论》中可以见出。刘勰《灭惑论》曾比较佛法与道教的优劣：

　　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暗者恋其必终，诳以仙术，极于饵药。慧业始于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泥洹可冀。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若乃弃妙宝藏，遗智养身，据理寻之，其伪可知。假使形翻无际神暗，鸢飞戾天，宁免为乌？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学死之谈，岂析理哉？

　　这段话对于佛道境界的高低作了态度鲜明的褒贬,体现出刘勰行文时一贯的辞气严正的风格特点.在他看来，惟有精神是不生不灭,可以达到最高的人生胜景与智慧,它可以超越形质,远游天地。刘勰嘲笑世人常常为生死等肉体问题所困惑,看不到修练精神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这是甚为可惜的。刘勰的这段话很显然有他的老师影响在内。僧佑在《弘明集后序》中说:“论云：夫二谛差别，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俗教封滞，执一国以限心。心限一国，则耳目之外皆凝。等观三界，则神化之理常照。执凝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沦者也。详检俗教，并五经，所尊惟天，所法惟圣，然莫测天形，莫窥圣心。虽敬而信之，犹蒙蒙弗了。况乃佛尊于天，法妙于圣。化出域中，理绝系表。”僧佑从真谛俗谛之区别论述了佛教精神的伟大,其特征是超越世俗,等观三界,而那些俗教执迷于一隅,导致精神永堕地狱,心有所限,则耳目塞滞,而等观三界,则神理常照．佛教所说的＂照＂是指精神的作用,它摆脱了世俗的阻碍，故能圆照无偏。

　　刘勰在这一点上，继承了他的老师僧佑的观点，认为儒道佛三教的精神价值观念可以互融，而佛学可以修正中国传统儒道二教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便是精神蕴涵不够深入、耽于世俗的弊端。刘勰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刘勰看来，儒、道、佛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他把“河图”、“洛书”的传说看作是“神理”的产物，所谓“神理”，也就是《灭惑论》中所说的“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同时他又把儒家经典看作是圣人神道设教的工具，可以“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如此地加以推崇，甚至带有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不禁使人联想到佛法的广大无边。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最后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虽然是借用了《易经》中的话来说明文辞的作用，但实际上也与佛教的影响有关。当然，佛教也非常重视文辞的作用，刘勰的老师僧佑说：“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出三藏记集》卷一）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本身表现了他对于文辞作用的倾心与看重。

　　刘勰用佛教的神理概念来充实儒家和道家思想，张扬了神理的佛性特征，他在精神之境上是以佛教的般若之神境作为宗率一切的绝境，对魏晋以来的贵无崇有都有不赞成，认为惟有佛教精神才是最高的境界．在《论说篇》中刘勰提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寞。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刘勰认为魏人王衍和晋人裴頠的“有无之辨”各执一端，有片面之处，最高的宇宙境界，则是“般若之绝境”。所谓“般若”，也就是指佛教宣扬的冥会“真如”、“法性”的最高智慧。道安曾说：“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又说：“大哉智度（亦即般若波罗蜜），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道安把“般若”说成一种体悟、返归最高的精神本体的智力，这和刘勰的意思相吻合。刘勰将这一佛教概念与老庄自然之道相融合，认为万物之美和文章之美，都是这种精神本体的外化。刘勰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位比较自觉地将佛理移入文论领域的文学思想家。

　　讨论到这里，便不得不将眼光稍微放远一点来看。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与欧洲人文精神有所不同。欧洲古典时代与近代的人文精神，大都相对于宗教神学来说的，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的神学覆盖所有的思想文化，因此，近代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于宗教精神的反拨，世俗化成为人文精神的人大特点。而中国则不同，世俗化是中国自古至今的主流思想文化特征，即使在六朝时代，儒道玄佛合流的思想文化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主流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的变型。因此，在这种时候，佛学精神对于过度世俗化，尤其是六朝后期的解构倾向的世俗文化，比如日益走向世俗的齐梁文学，便有着纠偏的功能，佛学的精神旨趣与人文深度便充实与砥励着人们的精神意志，升华着人格境界，调剂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解决人的终级关怀的问题，这一点，在僧佑编的《弘明集》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刘勰《文心雕龙》人文精神的来源，从佛学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更隐约的渊源因素，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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