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采、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却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藏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

　　我国藏族所居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历史上素不产茶。其所需之茶主要通过毗邻之地供给。藏语三大方言对许多东西的称呼发音不同，但对茶则一律呼为“槚”（ja）。《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舛也；啜苦咽甘，茶也。”可见藏语是借用了汉语对茶的古称。

　　茶正式传入，是在吐蕃时期。盛唐的丰富物质文化成果，不能不对吐蕃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因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和亲吐蕃的直接推动，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致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茶文化作为中原的一种物质文化成果在这种交流中被传入吐蕃社会便十分自然。

　　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这种习惯、习俗的共同需要，对于维系人生存的饮食而言，尤其如此。吐蕃不产茶，要靠内地供应，在没有形成可靠的、经常的贸易渠道之前，藏区的茶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供给；在社会上自然不可能形成饮茶的风气和习惯。综观唐蕃关系史，在初唐至中唐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虽有发展，但又经常受到战争的破坏，致使双方的联系受到很大的制约，内地的茶尚不具备大量输入藏区的客观条件，从而使藏区社会缺乏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大大活跃起来，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多处，传统的民间贸易渠道也都畅通。唐之缣（丝织品）和茶成为与吐蕃市易马和耕牛的主要商品。由于安史之乱后内地农业破坏极严重，唐朝长期依赖吐蕃地区马牛等物的输入，作为交换的茶也长期地大量地被输入吐蕃。这就使藏族社会具备了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唐自开元以后，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

　　热巴巾被杀，达磨即位后，吐蕃发生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间的僧人，无可避免地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于是在普通民众中也开始兴起饮茶的习惯，一经传播开来，便一发不可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

　　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地方各部族与内地的交换活动趋于自由。五代及宋，正式建立“茶马互市”的制度，更使茶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为推动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元代起，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藏族饮茶之习由此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内地的茶文化在藏区经由王室——僧院——民间的传播推广、借鉴吸收，逐渐形成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和形态，这就是藏族茶文化。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茶文化已成为藏族传统饮食文化中最富生气的一部分。

　　二

　　茶在藏区最先是被当成医疗保健饮品来使用的。古代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的认识是比较深的。成书于14世纪的《汉藏史集》专门有一章，题名《甘露之海》，详细介绍了茶的种类及其不同的疗效，将传人藏区的茶按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等的差异，分成十六种；对每种茶叶的特点、气味、颜色、口感、功用分别作了记载，认为各种茶分别适应治流诞、胆热、寒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在更早的《四部医典》中，也提到茶对于治病强身的功用。可见，藏族人民对茶的医疗保健功效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不过藏族普遍嗜爱饮茶习俗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茶对人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对于常年以肉食和糌粑为主食的藏族来说，饮茶既可解腻顺食、满足生理之需，又可使人处于一种快怡舒畅的精神状态。这样，茶的确像是“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人间”，给藏族人带来美的享受。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很精辟地指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藏族茶文化正是在满足的认识需要、功利需要和审美需要的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概而言之，藏族茶文化的主要表征如下：

　　一、茶之烹
　　
　　藏族饮茶系采用熬煮方式，与现今内地常用的冲泡法迥然不同。煮茶讲究火候，以茶汁呈深褐色，入口涩而不苦为佳。牧民喜欢喝浓一些的，农区和城镇的人则爱喝较淡一点的。平时将茶装人随身的口袋或储于家中罐内。用时先将锅内盛水，投入适量茶叶，以猛火煮开，再以文火煎熬（也有水沸后放茶的）。熬茶时必放少许食盐调味，藏谚有“茶无盐，水一样；人无钱，鬼一样”之说法，可见茶中放盐的重要。这样熬出之茶名为“清茶”，这是最普遍的熬茶法。

　　在藏区东部的康区，流行一种熬“茶卤”（茶母）的方法，即：将茶一块（约五斤）或数块揉散，内加白土（碱）及水，入巨釜炖之，殆水煮尽，然后将锅内茶膏晒干，贮于皮袋中，饮时取茶卤一掬，入开水于罐内，略一摇荡，即成红黑色之浓茶，加盐饮用。这种“茶母”最为驮脚远行的商队喜用。

　　藏族谚语有“茶渣如油，给孩子吃”之说，至今在康区和安多牧区还有一种将茶叶连汤带叶一吃喝掉的饮茶方式，称作“糌粑茶”。先将茶叶烘干，在臼中舂为细末，用时将茶末投入水中熬煮，待茶汁渐浓时，再洒入一些糌粑面和少量盐，使茶汤成为稀糊状。这种茶喝后令人体力骤增。

　　将牛奶或羊奶掺入清茶即为“奶茶”。方法是清茶熬好后（一般熬得较淡一些），舀鲜奶适量倒入茶锅内，使茶、乳混融均匀，即可饮用。这种茶奶香浓郁、味鲜带甜，牧区与农区的人都爱饮用。

　　最讲究的茶，是酥油茶。把熬好的清茶倒入专用的茶桶（藏名“酪摩”）中，加入酥油、盐、鸡蛋、核桃仁等，用一底端有带孔圆盘的搅拌棒（藏名“加罗”），在桶内上下抽压，直至油、茶充分融合后即可斟饮。此茶入口酥润，香味四溢，能防止嘴唇干裂，最为藏族喜爱，比喻其制法之妙为“由般若而至法华，转熟酥而成醍醐”。

　　在拉萨等地，人们时尚喝“甜茶”，虽仍为茶加牛奶做成，但略异于“奶茶”，颇似于欧洲人喝的“奶茶”。此茶是近代以来首先在贵族中流行开来的，有加糖和不加糖的饮法。

　　考诸史籍，茶熬煮而不用冲泡、煮茶必加盐和辛香物，以及喝茶连茶渣一起吃掉的习惯，原本是中原地区唐宋以前之旧习，唐陆羽《茶经》所载的烹茶方法是：“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煮之百沸”，“初沸则合水量，调之以盐味，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荚环激荡汤心，则量茶末当中心而下，有倾势若奔涛而溅沫，以所出水止之……酌置诸碗。”元以后这一古俗只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又唐皮日休《茶中杂咏》诗序中说：“称饮茗者，必浑而烹之，与瀹蔬而啜者无异，”可见那时喝茶是像喝菜汤一样连渣连水一起喝的。不过，经过文化的整合和演进，藏族的烹茶之艺，早已不是对中原古习的单纯摹仿，而已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二、茶之饮

　　藏族谚语有“汉族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形容藏族嗜茶之普遍，饮茶之量多。一般情况下，藏族不论贫富，“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农闲的日子，人们爱全家围坐火塘前，边喝茶边话家常，而一些老年人一边摇着转经筒，喃喃地念诵“六字真言”，一边悠闲地喝茶。饮茶与信仰，祈求来世与享受现实，便这样有机地结合起来。

　　放牧的人饮茶别有情趣，当牛羊自由地在草原上啃食青草时，拿出携来的小锅，捡来三个石头便成为灶，用羊皮风袋将干牛粪和荆枝吹燃，便悠然地熬起茶来。

　　饮茶更是僧人日常生活不可缺的部分，因为茶能使僧人“神智清醒，勤奋修行，增进智慧”。寺庙中通常每日要集体饮茶三次，即在早、中、晚三次诵经礼佛活动后，由司茶的僧人依次给每个僧人斟茶，一般为酥油茶。此外，在各种祈祷法会和祭神、跳神、讲经法会期间，因每日集会多达六七次，集体饮茶的次数也相应增加。寺院在常进行的辩经活动中也要给僧人施茶，当辩论得口干舌燥时，饮茶恰似甘露沁脾，令人神思飞跃、妙语如珠。藏传佛教僧人在修完一定课程后，有一段静修的阶段。修密法者在经过三年露台苦修后，要入暗室再静修三年；此间，一口茶锅、二袋糌粑、一些茶叶和酥油便成为其生活之资。当肢体麻木、神思困倦时，喝一碗浓茶，令其气脉运转、倦意全消。密宗认为，在修习最高级的无上瑜咖方便道时，食物能帮助“摄界归脉”，打通全身脉结，“生出乐、明、无分别的境界”。因此，静修僧喝浓茶的行动，又具有“以欲乐为道”的宗教奥义。

　　藏族最随便的饮茶者是那些出行在外的人（如驮帮），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支锅烧茶。

　　藏族最潇洒的饮茶是在“耍坝子”、“逛林卡”之时，人们或全家老少，或三五亲朋，在草坪上、松林间搭起鲜艳的布帐后，呷一口香茶润润喉咙便引吭高歌。

　　三、茶之礼

　　历史文化的陶冶，使藏族成为一个极讲究礼仪的民族，有关茶之礼更是不胜枚举。

　　日常饮茶，讲究长幼有序、主客有序；在公众场合，讲究尊卑有序。在家中，煮好茶必先斟献于父母、长辈。对于尊敬的客人，主人要当面用清水将碗再洗一遍，揩干，然后再斟茶捧献于前，以示对客人的尊敬。客人喝一口，主人立即又为其斟满，除非客人以手盖碗表示不能再喝。亲朋好友、邻居生病或出行，人们要送上一壶滚烫的酥油茶，前往看望或送行。

　　藏族婚丧嫁娶都必用茶。订婚时，嫁妆中都得有茶，茶的多少成为女家财富的象征。婚宴中更离不了茶和酒。生了孩子后，同村的人和亲戚都要带上茶和酒、酥油等前来祝贺，客人进屋先给婴儿献哈达，祝福吉祥，随即向产妇敬茶、献酒表示慰问和敬意。孩子满月出门拜佛前，要先将家中茶锅上的锅烟子抹点在婴儿鼻上，据说这样就不会被魔鬼看到。藏族葬俗要作七七四十九天法事，每日要以酥油茶款待作法事的僧人和来客。

　　寺庙中饮茶更有严格的规矩。集体饮茶时在大殿内依僧职高低、修习等级，按序坐下，由司茶者依序给每人斟满一碗，喝完后将碗略向前伸，候司茶者再来倒满，饮者不能出声，不能东倒西歪。集体所饮茶的来源一是本寺发放，二是施主布施，后者称为“熬茶”。熬茶者有政府官员，也有富商，清代每任驻藏大臣均要定期向三大寺“熬茶”。“熬茶”者有亲自前往的，也有折款交给寺庙由寺代办的。这种集体饮茶和“熬茶”，给每个僧人分配的茶要平均，如果锅内有剩余而又不够每人一碗，则宁可将茶倒掉，也不让有人多吃多占。

　　四、茶之具

　　藏族茶具讲究美观、实用并具有宗教的象征意义。

　　茶锅：多为铜质，解放后使用铝锅的也多了起来。茶锅大者口径盈丈，是寺庙中集体熬茶所用的，如阿坝草尔底寺现存三口大锅，每口均可容五百多担水，倒水舀茶均须用梯子上下；小者口径不到一尺，主要是家庭使用。铜锅造型别致，圆口，圆腹，圆底，与宗教法器之弧形线造型一致。

　　茶碗：有木、瓷、玉、银等类。据藏史记载，当茶叶传入吐蕃时，赞普就请来汉地的工匠，用藏地的原料生产出了十六种碗，这些碗按质地分为上、中、下三等。碗上分别绘制和镂刻有鸟衔茶叶、游鱼、鹿等图案。现今藏族使用的茶碗多为木、瓷及玉石碗。木碗多以桦、桃、枣木等为材，经浸泡、晒干、制坯、造型、打磨、上色等工序制成，工艺独特。云南中甸、山南所产者为最佳，紫檀木制作的最为名贵。木碗轻巧、价廉，不烫嘴、不怕摔、盛茶不变味，故藏族人爱随身携带。讲究的木碗，多在碗内及外沿镶裹银皮，镂上花纹图案，据说银能辨毒，木碗能解毒。瓷碗为内地输入，以景德镇的八宝龙碗最受欢迎，瓷碗色泽鲜艳，带有“八吉祥”、“万福”等图案。玉石碗则主要是仁布县出产，用当地丰富的玉石资源，由藏族能工巧匠精心加工而成，其玲珑剔透、晶莹润滑，多为白色、淡绿色，碗壁刻有各种吉祥图案和花纹，工艺精巧，人们常将其作为室内摆设。银制的茶碗，只有像、班禅这样的大活佛才用。藏族的茶碗，珍者均配有碗盖，装饰华美。

　　茶壶：有铜、锡、铝、陶等类。贵族、大活佛也有以金银制成茶壶的。其造型独特，曲嘴，大口、细腰、广肚。讲究的壶上常加银、珊瑚、绿松石等为饰。陶壶造型与金属壶不同，腹较大，底较宽，上刻压花纹，古朴实用，价格便宜，普遍喜用。

　　茶桶：打酥油茶之桶以质地坚实的木材制作。察隅一带也有用竹节截锯而成的。一般的茶桶为1米多高，口径约15厘米，也有长仅60厘米左右的，便于携带。桶身上下各以树藤或铜铁皮包箍，有扣环。“加罗”杆较桶身略高，底端的圆盘上有齿孔，在打茶时起活塞作用。讲究的酥油茶桶藏语称为“董莫热新”，除上下箍以锃亮的铜皮外，桶身上另加数道装饰铜环，刻有吉祥花纹的图案，豪华气派，实用美观。

　　茶瓢：一般为铜制，圆口膨腹，长柄带勾，具有多种用途，实用性强。

　　五、茶之文

　　嗜爱茶的藏族，关于茶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十分丰富。藏族“三大格言”（萨迦格言、水树格言、格丹格言）中，有不少以茶为喻的格言、警句。专门描述茶与酒、盐的功用和相互关系的文学作品有《茶酒仙女》、《茶和盐的故事》等。《茶酒仙女》讲的是：在意想城中，国王下令以茶代酒举行宴会。酒仙因此下凡，在国王面前夸耀酒而攻讦茶。于是，茶仙来到国王处，当面与酒仙辩论，历数酒的坏处，陈说茶的功绩。最后，国王调停双方，公正地评价了二者的作用。《茶和盐的故事》则讲一对恋人生不能相聚，死后分别化为盐与茶，人们煮茶时放盐就能使他俩朝朝暮暮常相聚合的故事，为饮茶放盐这一习俗赋予了美学上和宗教上的意义。

　　六、茶之类

　　藏族用茶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昌、粗茶五等，俱属发酵类茶（红茶）。砖茶纯用嫩叶芽制成，过去为藏族上层人士专享之茶，最佳；金尖略次，仍属上等茶。金玉茶内杂有少量茶梗，金昌则茶叶粗大、杂梗较多，过去一般藏族人家均用这两种茶。粗茶多为老叶、粗梗制成，是贫苦人食用之茶。

                                                                                　　三

　　1、茶与政治
　　历代中央王朝均十分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并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虽然，其最终目的是“以茶制番”，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限制了内地茶商投机倒把、勒索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央政权对藏区的管理。朝廷还往往以赏赐、礼佛等形式用茶来加强与地方上层的关系。对朝贡者例赐“食茶”，并允其在内地采购，故藏区地方首领都乐于朝贡。明代由于限制边茶市易较严，并推行多封众建的政策，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打箭炉设立茶关后，为废除原来对打箭炉一带沿途商民征收“鞍子钱”的旧例，清政府规定每年赏赐给茶5000斤，由打箭炉拨运，从而制止了地方政府染指川边地区。19世纪末，英帝企图强行对藏倾销印茶，离间与祖国关系，地方政府配合清政府共同抵制了英人的阴谋。

　　2、茶与经济
　　由于藏区社会需茶量极大，使以茶为主的贸易迅速发展。甘肃河州、丹噶尔，四川打箭炉、松潘，云南丽江、阿墩子等著名茶市空前繁荣。大量的藏、汉、回族商人来往于藏区和内地之间。据记载，康熙时仅打箭炉一地即有茶商70余家。随着贸易的发展，经营范围早已不限于茶，内地之布绸、五金、百货，藏区的药材、羊毛、皮张、黄金等均在其列，贸易日益兴旺。藏区社会内部的经济被此带动，挖药、采金、皮张加工等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精明的藏族商人，如清末民初兴起的“三大昌”（即邦达昌、日升昌、三多昌）商家和大金寺、理塘寺等寺庙商队，均有数十万银元的资本，经营区域远达京、津、沪和印度、尼泊尔等地。据1930年统计，经打箭炉输入内地的麝香、鹿茸、皮张等藏区物资总值达2450428元，其中80％用于易茶。
　　茶还使藏区出现了集交易所、货栈、食宿店为一体的独特商贸组织——锅庄。锅庄，藏语意为“代表”。是土司属下各地头人派来侍奉差役的“办事处”。随着土司势力的衰落和茶的贸易的兴隆，原来的锅庄逐渐改变了性质，成为商旅云集的处所。锅庄既是供过往茶商和驮队的食宿之地，又是贸易的中介者。

　　3、茶与交通
　　茶的贸易推动了藏区与内地的交通往来，形成了著名的青藏商道、川藏商道、滇藏商道等。历代为缩短运距、方便茶运而劈山开道，保障交通，如明代开辟了自碉门经昂州逾大渡河至长河西的“碉门路”；清代开辟了大渡河畔的“瓦斯沟路”、经松潘至甘南的“草地路”等。交通的发展，促进了藏区的繁荣，进一步加强了藏区与内地的物质、文化交流。

　　4、茶与生产
　　藏族认为茶能添畜力，常将用过的茶叶渣给牛马补饲。农区春耕前，家家都要将茶和酥油、糌粑一起喂耕牛，喂过茶的牛拉犁跑得快、耐力好。在牧区，每逢配种季节，牧民总要用茶给马和牛补饲，据说这样会使配种的成功率增高，产下的幼畜体质较壮，易于成活。

　　四

　　综上所述，藏族茶文化是藏族与各兄弟民族友好交往的结晶。但是，藏族茶文化在内涵上则与内地茶文化有很大差异，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藏族茶文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选择、吸收、消化、交融、发展的过程，其认识功能、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已经与内地茶文化有很大差异。汉族饮茶，讲究“逸”、“悦”。而藏族茶文化则体现为“敬、逸、和、静、怡”，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

　　藏族的茶文化特点显著，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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