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近代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遗作《西康图经》之《民俗篇》中所节选。任先生1929年首次赴康藏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今四川省境内藏族自治州的11个县，这在当时那种艰难的条件下是非常不易的。期间先生与一藏族女子结婚，在她的帮助下成书《西康图经》。《民俗篇》出版于1934年10月。本文在编辑中有所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藏文书法
    藏文书法，有真、行、草三体。真书用于镌刻，行书用于公文及其他较庄重之手书文字，草书用于普通记录及信札。若以汉字例之，真书如汉文宋字，行书如汉文楷字，草书如汉文行书字也。外有一种美术字体，似尼泊尔文，限于绘画中用之。兹举嗡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行草三体及美术字以见一斑。〔真书分字以点，行书分字以直画，草书分字以曲画。〕
竹笔与墨海
    番作书，不用几案，但席地坐，左手持纸，以指托之，右手执笔，就指托处书写，自右蟹行，节节移动。或捺纸于两膝之羊皮袄而书之，均若甚便。
    其笔用竹签削成，形如薄筷，尖端似方头钢笔尖，凡能书之番皆能削之。尖头用窳，再向上削，竹签一枚，可削成新笔十余次，可谓经济。然自打箭炉以西，直抵，北至青海、内蒙古，即凡藏文流行之地，皆无竹；削笔材料，须远自内地与印度、缅甸、尼泊尔、布丹（即不丹）等处输入。番人获一竹片，珍如拱璧矣。盛绳祖《藏卫识略》云：“不产竹，其识字头人番民，所用竹签，倍极珍惜。有自内地携竹箭至藏者，辄不惜多方购致之。”或问竹书之文，何以创于无竹之地？曰：竹书为印度古制，藏文书法仿于印度，故亦采用竹笔也。
    竹笔写字，与钢笔同，并无不便；惟吸墨太少，手法拙者，未完一字而墨已罄。故书藏文者，例有一墨海，时时入笔蘸墨。 其墨海完全系内地制法。此亦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关之处。
番纸与汉纸
    唐时，中原造纸法输入吐蕃。惟蕃地无竹，无稻。无滥布鱼网，无制纸原料，故制纸工业竟未发达。近世西康书写藏文所用之纸，概自稻城县境输入，系一种构皮所制，厚如铜钱，恰似内地构皮纸十张粘合而成。其制时提取纤维不纯，杂有十分之六以上之非纤维组织在内，故质甚硬，只适于书写藏文。
    现时凡有汉人居住地方，皆有汉纸，概自四川之夹江输入。 红纸用为对联，白纸用写公文，消费最大。亦有信笺花纸之属，与裱成之对联。初只汉人用之；以汉纸薄，虑不胜竹笔，故番人不用也。嗣有汉官所发藏文公文，试以汉纸书之，汉纸绵韧，并不破裂，且质色较番纸精洁，于是渐为番民嗜用。现康定境内，番纸已不甚通行。
    由康藏文具，亦可见吐蕃文化与中原及印度之关系。笔仿印度，字形之制作仿印度故也。纸墨仿中原，字形未改革前，原遵中华法也。
藏文信札款式
    藏文信札及呈文，例取长方形纸横书之。左方与上方留地颇宽。首行书具札者姓名。次行留空。三行写受札者名称，其下接写札文；但有第三行只能写正文一二字，不能更多，故受札人名称，常书第三行之后方。札文即竟，复接续写某某敬呈敬上及月日等字样；不另行，亦不空字。印章盖于月日字上。此种款式， 与中原魏晋隋唐时之信札款式相同，亦足证文明为吾华之所诞育也。
    写成，将纸摺叠为一函，即以上方空纸包于外方，以火漆胶固，加盖铁章，以防盗拆。或不加火漆，仅书字以代之，或于摺纸外加信封纸一幅。殊无定式，惟信内必须封一哈达，不能用空函也。
    寻常言事之信，上款之下，略叙寒暄，即可陈事。若对尊长问候陈请之件，则先具上款，其称谓非常繁冗，页末具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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