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在依靠西文列强在对华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的，然而基督教来华后能落地生根，争取信徒，并非依靠世俗的强权，而是依靠其教义和传播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部分中国民众的精神和生活方面的需要。以四川为例。

1、布道

基督教的教派很多，他们进入四川后，都积极地、别出心裁地用各自的方式向民众宣读“福音”。传教士们能忠于职守，富有开拓精神。

据成都一些老教徒回忆，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前，英国内地会有一名自称“张普善”的传教士初到成都时，为了易与中国民众接近，他身穿中式长袍，头戴一条假发长辫，手拿一把特大的纸扇，扇子上用汉字醒目地写有“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字句，而且在身子背上背一纸牌，写有“上帝爱世人”等话。如此打扮，经常在大街上缓缓行走，借以引人注目，以此宣传福音。

内地会要求传教士和中国人尽可能地“打成一片”，在生活、起居、衣着等方面尽可能地“中国化”。

四川的茶馆很多，无论是大小城市，还是乡镇场口，都有不少的茶馆，而且茶馆里经常满座，是社会交往的场所。基督教会看中了四川的茶馆是传教的好地方，于是提出了“把福音送到茶馆”的口号，教士们在茶馆里吹口琴，拉小提琴或手风琴，散发小册子，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甚至用四川话宣讲“上帝爱世人”，“灵魂可以升天”之类的教义。

传教士们经常走家串户，态度亲切，巧舌如簧，有时还送一些西洋小礼给传教的对象，这就是基督教会要求传教士“把福音送到家庭”的具体行动。

清末民初，四川社会风气不太开化，教会为了便于在妇女中争取信徒，很重视派遣女传教士来川。许多传教士都是夫妻同行的，夫妻都是传教士。早在1878，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g.clarke）的夫人就是进入四川的第一个女传教士。以后的女差会、女布道会等都纷纷派员来川，据统计，先后来川的传教士共有1091人，占来川传教士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

为了协调各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避免彼此间可能产生的纷争，1899年在重庆召开了首次在川传教士大会，有内地会、美以美会、公谊会、浸礼会、英美会、英行教会和英伦敦会七个教会以及美、英、苏格兰三个圣经会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华西顾问部”，划分了入川各基督教会的宣教地域界线，允许互相转让宣教地区，唯成都、重庆作为公共宣教区。在此之后，各教会的布道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如1868年至1900年的32年间，入川的传教士和医生共245人。而1901年至1935年的34年间，入川的传教士增至1000人以上。迄至1954年最后一个离开四川的北美浸礼会传教士任福根（lovegvain）为止，先后入川的基督教传教士多达1808人。到1948年，四川有基督教教徒26000多人，另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基督教的“会友”。

基督教会在四川还开办有13所神学院校，专门培养中国的神职人员。

2、办学

基督教在传教的同时，兴办了不少学校基督教会重视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通过办学来传教，来扩大基督教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正如加拿大传教士赫斐秋（v.c.hart）所说：“我们传教士很懂得，如果要使中国人信道，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而且，教会办的学校将成为“选择未来的中国教会领袖的场地”。从更长远更根本的目标来看，“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着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

基督教会在四川兴办的学校门类比较齐全，数量也不少，从幼稚园到高等院校，各个层次都有；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专业教育和特殊教育。

1887年，美以美会女传教士柯立亚（clavla j.collier）首先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所女子小学（后迁成都，改为“华美女中”）。1891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spencer d. d. lewis）在重庆创办了“求精高等学堂“（后改为“求精中学”）。1905年，美国浸礼会女传教士唐彼美（charles e. tompkins）在宜宾创办了“司司里亚幼稚园”。1907年，美以美会、英美会、公谊会联合在成都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

据统计，1949年基督教会在四川、两康两省办的学校共有102所，其中大学2所，中学23所，小学41所（在1907年时曾达到173所小学），幼稚园28所，职业6所，其他2所。还不包括10所护士学校和1所盲哑学校，也不包括“边疆服务部”办的其他职业学校。

教会学校开设有英语、自然科学和音乐、美术、体育等新课程，而且注重教学质量和校风校纪，因此在社会上声誉，在青少年中颇具吸引力。

1906年，在川各基督教差会联合成立了管理教会学校的专门机构——“华西基督教教育协会”（简称“华西教育会”），规定一切教会学校均须向其注册，接受监督，按其教学纲领和课程标准进行教学管理，并举行统一考试和颁发毕业证书。起初，规定校长由外国人担任，把宗教列入必修课。192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校董事会中的中国人应占半数以上，宗教不得列为必修课。尽管如此，在教会学校内，传教仍然是自由而普遍的。

3、文化事业

基督教会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兴办一些文化事业。

1897年，赫斐秋从加拿大带印字机到乐山，开设印字馆，专印教会的文件和书籍，这是四川最早采用西文的先进印刷技术。1904年，印字馆迁成都，次年更名为“华英书局”，内部分为铸字、中英文排字、石印、装订等科，抗战期间员工达二百多人。在1942年，“华英书局”联合“青年协进书局”、“广学会”和“田家半月刊”等，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

在“华英书局”建立前后，还有英、美和苏格兰圣经会在成都、重庆等地建立了发行站，印刷和散发《圣经》和教会的传单等。

圣公会、卫理公会、公谊会、四川大会等于1947年在成都开办了“真光书社”。重庆基督教青年会在重庆创办了“人生出版社”和“宣道书局”。

基督教会在四川还创办了不少刊物。如：1918年前后创办的《西三省教务月刊》，1924年创办的《希望月刊》，1926年创办的《协进月刊》，1927年创办的《布道杂志》，1932年创办的《重庆青年》，1943年创办的《基督教丛刊》和《边疆服务通讯》，1944年创办的，灵讯》和《金灯台》，1947年创办的《女会通讯》等。这些教会刊物在宣传基督教义和报道教务信息的同时，还辟有人们关心的青年、家庭、社会和时速以及科学技术等诸问题，拥有一批读者群。这些教会刊物既是传播福音的窗口，也是联系教徒、会友和社会各界的纽带。

此外，基督教会还在重庆、成都等地兴建了一些新式的大众文化娱乐场所和体育设施，如电影院、球场、图书馆和游艺室等，以此来间接地或直接地传教。

4、慈善事业

最早来华、来川的基督教会的重要传教手段就是兴办慈善事业。他们用慈善事业来具体体现基督教的博爱和仁慈的教义，以此扩大基督教的社会影响，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因此，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以能被利用引入入教的影响和可能为前提。要举办些小型的慈善事业，以获得较大的传教效果……”。

教会慈善事业的主要项目是开办医院。

最早在川建立传教点的麦卡梯本人就是医生，他在重庆建立四川第一个布道点的同时，就开设了诊所，开创了在四川首先使用西医技术和西药的历史。1892年美国传教士、医生马嘉礼（j.h.mc cartney）在重庆开设“宽仁男医院”，是四川最早的一所教会西医院。同年，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启尔德（o. l. kilborn）在成都开设“福间医院”（后改名为“仁济男医院”）。此后，省内许多城镇和藏族地区都有教会办的医院、诊所和药房。据统计，迄至1949年，基督教会在四川办的医院有31所，诊所19所，有病床2378张，医务人员和职工1678人。

基督教会的慈善事业还有另外一些项目，如：

1896年，英美会女差会的代表福吉丽医生（r. gifford m. d.）在成都收养弃婴，创办了四川第一所育婴堂。此后，基督教各差会在四川的阆中、巴安（今巴塘）、梁山（今梁平）、万县、达县、雅安、南充、成都和重庆创办了9所孤儿（老）院。

1918年，英圣公会传教士裴成章（a. a. phillips）在绵阳创办了四川最早的一所盲哑学校（以后迁到广汉，再后迁到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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